■起伦的诗歌

◎刘起伦访谈录
高瞻

认识刘起伦，是缘于一首诗稿。说起来好笑，那天，见到同事正在编一首部队的诗稿，我顺手拿过来一看，被吓了一跳：部队怎么可能有人能写这么好的诗呢？该不是抄袭的吧？于是就打电话到部队了解这个人，该部宣传股长曾山说这可是个大诗人来的呀，不仅在《解放军文艺》、《诗刊》、《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中央大报刊发表过诗歌，而且还出版有诗集呢。后来，刘起伦亲自来了副刊部，他人长得十分书生气，他在娓娓的述说中透露出来的温柔简直有点酷，而且态度又十分谦逊。后来我又约了贵港的诗歌作者和他作了一次会面。5月底，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于是有了下面的文字。
(“高”为记者，“刘”为刘起伦，下同)

高：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诗歌创作情况吗？

刘：可以。我开始尝试诗歌创作是在1988年春，当时我已不再是数学教员，而是机关参谋。某一天，突然想写写诗吧，就写了。不久，与本单位的姜念光等五人成立了一个诗歌沙龙，每周能聚一、二次，谈读书心得和创作体会。大概两年多时间，之后，有两人去了北京。坚持写下来的只我和念光并且有幸同时参加《诗刊》第十六届“青春诗会”。到目前为止，我已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创世纪》、《亚洲诗刊》、《诗象》等海内外刊物发表诗歌200。获过《诗刊》、《解放军文艺》及台湾《创世纪》诗杂志等刊物奖，作品也入选多种选本，与人合出有诗集《6+O湖南六诗人集》（华盛图书出版中心2000年3月出版）。

高：对你来说，我认为，你首先是军人，然后才是诗人。那么，大学毕后你为什么选择军营呢？是否有一种力量像你选择诗歌一样，在无形中牵引了你？

刘：军营充满阳刚之气，军人是直爽、豪放的代名词，这些都适合我本人。另一个因素是，早我两届的湖南师大的几位校友，毕业时投笔从戎，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他们回到母校作了参战报告，我很受感动，也敬佩他们，美国名将巴登有句话：“公民的最高权利，就是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因而我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军，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高：现在，你的行政职务是否会影响你的诗歌创作？

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从写诗伊始，我的日常工作都很忙。事务缠身我已习以为常。另外，我写作只是为了充实自己，与功利无关。如果说哪一天我不再写诗，不是因为我忙，而是我已不再是诗人。

高：你的创作习惯怎样？比方说，黎明、早晨、深夜？

刘：我每年的创作活跃期是秋冬季节，秋冬容易使人沉静，宜于思考。我的写作多在深夜。

高：在众多的诗人中，你受影响最深的是谁？

刘：我从来没有认真而系统地研读某个诗人的作品。我的阅读很乱，我关注和喜欢的，如哲学、现代绘画、古典音乐，天体物理、禅等等。这些学识对我的创作影响更深。当然，我也喜欢或一度喜欢过聂鲁达、帕斯、埃利蒂斯、里尔克、博尔赫斯这些大家。

高：你对中国诗坛的现状有什么看法？

刘：应该说，现在的诗坛少了八十年代时的喧嚣，已沉静多了。这是好现象。当然写诗与当诗人也更是行走在大地上的事了。试想，八十年代你在《诗刊》发了作品会怎么样？现在，你获了全国大奖又怎样？

高：你是否认为90年代的诗歌脱离了诗人的真切体验，从而走上了形而上的道路？

刘：这个问题不好一概而论。有不少诗人空泛了，但有许多诗人走更扎实的路子。

高：你在《6+O——湖南六诗人集》中，选的都是长诗。请谈一下你对长诗的把握，以及在主旨的确定和构思方面的经验，好吗？

刘：该集子是朋友远人与唐朝晖负责出版事宜的。当时要稿很急，我那时实在太忙，便将发表过的几首长诗交给了远人。最后我的那部分校对都是远人做的，出书后，没发现错误，这还要感谢这位出生在七十年代的诗人。我交上去的是长诗，纯属偷懒行为。至于对长诗的把握，恐怕一两句话谈不好。

高：你在《笔记：一九九七年秋冬》第35则中说：“真的艺术从来在其自身完结，它只是唤醒、再唤醒。”在45则中你又写道：“唤醒：从眼睛、到心灵、到语言。命令：从语言、到心灵、到眼睛。捉住灵光一现的契机，寻找物与词朴素而令人心动的对称。”这是否代表你的诗观？

刘：可以这么说吧。

高：你在第25则中写道：“必须开放和擦亮心志，在物欲横流中保持独立的人格。像一棵树那样坚定不移地，与大自然律动的浩然神秘合拍，感受日月星辰的灵动与凝重。”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你做人的准则？

刘：这是我做人的准则，也是写诗的准则。

高：你在诗歌写作过程中注重修改吗？小改多呢还是大改多？如果大改，你是否认为会丢失最初的灵感？

刘：我在定稿之前，或者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修改。当然，有时候背离了最初的灵感，但只要写得更好，这又何妨呢？

高：到目前为止，你最满意自己的哪一首作品？

刘：其实，我还真没有对自己的哪首作品最满意。有时，刚写出来，自己很满意，还没等发表就不当回事了。我认为诗好与否，写之前是诗人的事，写出之后，是读者的事。

高：你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刘：说实在些，我认为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有相当的知识建构，有把握语言的能力，更主要的是本身有艺术的潜质，对事物及事物背后的东西有敏感的感悟能力。

高：你对诗歌前途以及自己在诗歌创作方面企望达到的高度的看法和想法是什么？

刘：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不便回答。当然，我会努力走得更远些，登得更高些。

高：外国诗人诗作是否对你有所禅益？你对经过翻译后的外国诗歌作品有何看法？

刘：外国诗人诗作，我几乎在写诗第三年即重视了。前面我回答过我喜欢的一些外国诗人。当你无法看到或没有力量去阅读外国诗歌原作时，只好读译作了。

高：诗歌评论在理论上和现实中是否真的可以”指点江山”？诗人是否一定要掌握诗歌理论知识？

刘：对<红楼梦>原著我认真读过三遍。而对汗牛充栋的红学研究我一篇也没兴趣去看。不知我回答了你的提问没有？

高：很糟的环境对于创作有好处吗？比如现在有的诗歌作者不仅写得走火入魔，而且穷得要将自已的诗歌抄在稿纸上在大街上叫卖，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

刘：中国有句古话叫诗穷而后工。杜工部一生穷困交加，而李太白其实活得很洒脱、滋润，他们都能写出流传后世的作品。现代派画家梵高与毕加索又是一对相反相成的例证。如果真的为艺术，”走火入魔”何妨？但，我想没有艺术潜质的人人为地走火入魔，只能让人增加笑料罢了。另外，你我都不会有意去自讨“苦”吃吧？

高：生活体验与灵感，你偏重哪一方面？

刘：生活体验与灵感不是对立的。灵感不是空穴来风，是学识与生命体验的高级体现形式。就像树木开花，花，首先开在树上，不是在空气里。

高：杨克在他主编的《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中，提出：“九十年代诗歌的‘本真’意义以及它可以企望达到的高度就在于：关注人的当下生存境况，告知时代语境和世界的‘本相’。”他甚至认为“必须通过一代人的共同努力，让当下诸多缺乏情感色彩的词汇——商品、交易、石油、钢铁、政治、税单、指令、软件等等，最终体现出新时代里的文化内涵来。”“才能最终趋近纯正的诗歌”，你赞同这一观点吗？

刘：杨克说的这些词汇最终体现出新时代的文化内涵，这话不错，而且这也是必然的。但这样“才能最终趋近纯正的诗歌”，似嫌偏颇。我认为，谁也没有资格高高在上，轻易地肯定这否定那。

高：请你谈谈十年前死去的诗人海子。

刘：海子是个优秀诗人，很纯粹的诗人。他的生命体现就是他的诗歌。当生命贫困，或者说诗歌贫困，而最终没有寻找到突围点，他去卧轨就是一种妥协或解脱。

高：能谈一下你的文朋诗友对你所起的影响吗？

刘：我与我的文朋诗友走的都不是一条路子。我就是我。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我。有这些朋友，我只感到诗人不孤单，诗不孤单。

高：能否谈一下你这次参加《青春诗会》的情况和感想？

刘：这次，也就是第十六届青春诗会在广东肇庆作家山庄召开。诗刊社去了叶延滨、宗鄂、周所同、邹静之四位老师。青年诗人共12人。我的战友、朋友、诗友姜念光也从北京赶去了。我很开心。结识了一批新诗友。因诗刊社有个规矩，膏年诗人只能参加一次青春诗会，我当然是第一次参加了。另外，我参加过一些很有意义的诗会。1994年1月还因获《诗刊》举办的“人民保险杯”全国诗赛二等奖而赴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高：你会最终改弦易辙写起小说来吗？你对目前的诗人一窝蜂地去写小说这一现象抱何态度？

刘：实际上，我已写作并发表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只是没什么影响罢了。谁高兴去写小说，去写好了。有人改写小说了，又会有人来写诗的。

高：你没有想过要直接用电脑来写诗吗？

刘：没想过。电脑写作一修改，前面的文字就抹去了。我喜欢在一张很白、很宽大、没有格子的纸上写诗，这好像在一片初雪的旷野策马，感觉很好。
高：最后，请你谈谈你这几个月来对贵港的文化氛围的感受和看法，好吗？
刘：我是三月初来到贵港的。当时我看了《贵港日报》文艺副刊，我很惊讶，一家地级市报纸的文艺副刊会办得如此有品味和纯粹。于是我萌发了向报纸投稿和贵港的文友交流的看法。后来，你看我不是与大伙接上“头”了嘛。贵港的文学圈子风气好，这很有利于培养和造就文人才。我想，贵港在文学上会不断涌现文学人才、甚至大家的。当然，我更感谢贵港的文朋诗友对我的热情接纳。在此，我会预感到自己能写出一批好作品的.
2000年5月。贵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