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门月刊2005年第5期                                    ■责任编辑：夏  华    ■制作：韦  白            

■桑克

• ◎我们时代的诗歌——为暮年而作
  
  　　桑克先生，请问您那个时代的诗歌是怎样的？
  　　当我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时代肯定是结束了。我坐在摇椅上，望着斜对面犹太墓地的入口——那里现在是一家大型游乐场，一些孩子拖着肥厚的羽绒裤子高兴地跳着。但门还是原来那样冷清的拱形，门上的钟楼也依然维持着它当年孤傲的尖顶，那里也仍然没有钟，只有眷恋的冷风纠缠着这个空洞。一些藤蔓在钟楼外墙之上胡乱盘绕着。虽然现在还是冬天，虽然积雪刚刚开始淌泪，但那些青春已逝的藤蔓依然伪装成一条一条安眠的黄蛇，有时看起来惊心动魄，有时看起来满不在乎。你坐在我的对面，年轻而好奇，严谨而善于提问，你耐心地帮助我进入时光的隧道。
  　　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吗？在你肯定的目光中，我开始怀疑。当记忆变得不再可靠，当日记里的残酷让自己感到惊奇之时，我忽然明白我已进入衰老的行列，开始勉强接受中年的善良和年轻的冷漠，开始更加无缘无故地多疑，开始依靠筛选出来的动人回忆来打发可有可无的时光。我必须要回答吗？你点点头。我翻看着旧日记，在那些颜色不一的笔迹中，我慢慢发现了一个兴致勃勃的自己，他在回答你的问题。这一幕多么怪诞，仿佛一个人在镜子中看见自己在照镜子，或者一个人梦见自己在做梦，仿佛懒散的奥勃洛摩夫。我开始复述他的回答，并不时做一些解释和措辞练习，以更加符合我现在的心性，并且不顾真相而对某些事实避而不谈，或者有意取舍，但不做任何修改——不是坦率的回忆者……当我对自己下结论的时候，我开始脸红，为自己终究做不成一个野蛮人。
  　　我们那个时候——我开始闭上眼睛，仿佛要把那些记忆从黑暗中淘出来——诗歌还是不错的。你问：怎么不错？我说，请不要打断我，让我尽情说吧，只是请你不要把它们当作历史。我会尽量保持它的真实，虽然我认为在人类之中真实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个时候终于可以写诗了，而在之前的历史之内是不允许写的。我听说是因为它和某种异端有暧昧关系。这个我不想深究。彼时的蒙尘资料，也经常提到诗这个名词，但多是冒牌货。一些勇敢的诗人（北岛们）在地下室里使诗歌作为一种稀罕的物种存留下来，并且使它和中断之前的一些种子（卞之琳们）接上了筋络。他们从地下钻出来的时候，不要说诗，汉语已经被社论体污染得不像话了，和我们内心的复杂变化毫不相称。在没有办法之下，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诗人（美好而自由的八十年代，我成长的灵光突现的八十年代），通过翻译体诗歌，从汉语之外寻找营养。这就要感谢那些对诗歌情有独衷的语言学家（王佐良们）。从此，偏居一隅的汉诗开阔了眼界，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汉诗突然变得有生气了，并且逐渐进入全面的建设时期。这之后，一些当年的受惠者幡然醒悟，嘲笑他们是假洋鬼子。一时间，一种非常愚蠢而且非常狭隘的诗歌民族主义或者纳粹主义开始蔓延，并且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情绪取得了惊人而可怕的一致性，我知道危险的情绪不仅会毁了诗歌，它也能轻松地毁掉我的国家。青年批评者王晓渔使用了一个历史名词来解说这个现象：义和团。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准确和更刻薄的了。而另外一些我尊敬的同行则不满足于通过翻译体间接把握西方同行的艺术，而开始自己直接阅读和研究原文——这和当年那些种子们的成长极为类似。历史小河在这里似乎转了一个小圈之后又转了回来。这样，他们对汉语以及汉诗现状的了解就更加深入和明晰了。他们由此明白根本问题所在：诗歌的现代性。
  　　诗有所不为，这是个人的原则。而作为全体的诗则无所不写。但那个时候不是什么都可以入诗的，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任何一个突破都可成为当时文学社会的热点，比如写性啊什么的，其实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因为禁欲之故，这个就成很厉害的突破口了，细想这是怎样的悲哀呢。即使放到禁锢之芒四射的明代，实在也说不上什么。且程度不够直接，文学品格、文学能力则更谈不上了。但这着实让人尊敬，毕竟是恢复了古老的话题，回到人的身体，而且向青草更深处慢溯。还有的不能写，课本里把这个叫历史的局限性。谁都有这个局限性，不可能超越。所以象征主义，或者说隐喻主义，就成了一种有现实根据的文学倾向。有的人居然不承认这个。你说他是真的糊涂，还是假的糊涂？假糊涂比较可恨，而真的糊涂呢，却让人怜悯。在这个时候，一个简明的或许经不起卡里古拉挑剔的小声音便成了独立的，贴近的，暗夜中产生温暖与力量的来源。而更多的不能写，却不是因为某种道德洁癖，而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文学能力。谁让我们的文学能力也缺少一个可以延续的系统呢？技术主义就是针对这个产生的。
  　　那时候出现了多少团体多少主张多少笔会多少争吵。运动一代火似一代，新人一辈狂于一辈，热闹二重奏，互联网和民办刊物共同演绎，坚守的坚守，堕落的堕落，诗歌剧院角色万千，上下左右任君自选。歇笔者重新加入，担当者苦苦维真。那个时候，诗歌类型越发丰富，既有人物风俗，咏物介入，又有方言轻体，女性情色；既有自称之民间知识，又有自分之新世中间；既有动人而细碎的日常经验，也有惊心而诡谲的古语复活……抒情仍然强大，叙事进入核心，口语领导时尚，正常语法为宗（西渡语），杰出诗人出了七个（清平语），百年汉诗一洗颓丧之气，进入前所未有的收获季节。诗歌内部，波澜壮阔，暗礁险滩，承担的承担，享乐的享乐，千变万化，不一而足，百晓生由此写下当代诗歌传奇——“排行榜”，指点江山，得罪人多，真知灼见，闪烁其中。这时候，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过去，诗人皆兄弟，到哪里去，只要报上名号，就能吃饭，且不管对方的诗歌观点人际关系如何。而今不行了，观点决定着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决定着观点。党同伐异。荒谬即事实。而大见识者依然如故，或者游戏其中，或者遁迹异域。一个二流时代，诞生出多少一流诗人。诗人生活有了一些改善，饭能吃饱，民刊也印得精良（官刊却正相反），但社会位置越来越边缘化，这和文化政策息息相关。一些人把这归结于诗人自身，其实大谬，哪个诗人愿意处身边缘？一些人怪罪电视，谬得离谱，哪种排骨能够取代青菜？一个嘲笑诗歌的或者没有诗歌修养的国家，没什么可辩解的，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这样的现代化是不成熟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要打上84磅的引号。而商业化侵袭，导致全社会腐败（张曙光语），一些反叛人士居然一肚子商业化打算，艺术丧失了独立性，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而在此之外，臧棣们的新学院批评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细致描述，分辨差别，而且洞察秋毫，与诗歌比翼而飞……
  　　……是啊，那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来临，这些话将会发生变化，一因材料，二因发展。其实重要的还是身在此山，且是不能移动的山中之树，如何高屋建瓴？如何管中窥豹？更何况筛出其中利弊？只有一点体验而已，只有一点观感而已。给暮年一点模糊的记忆，纪念我们即将来临的时代。何人能解其中滋味？清风明月，一个知音。
  　　来访者想了想，先生说的是，告辞了。他掩门而去，找图书馆去了。我则豁然开朗，从梦中醒来，窗外春雪霏霏，诗歌却遍寻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