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的必要

◇韦白

当文学的倾向和派别像原子似的裂变，并不能象征着文学本身的繁荣，而更多的显示出一种无出路时的挣扎。当一种方式的写作迅速被另一种方式的写作所取代，或者追求“题材的新颖”和“形式的光鲜”成为写作唯一的原动力时，这种写作肯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正常症候。

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倾向过于频繁的转换，一方面是对西方诗歌模仿时产生的盲目的跟风，另一方面，也是当代诗歌过于功利性的体现。同时，也来源于当代社会关于无休止的进步和改进的观念，我们的机遇、源泉、目标将不会也不必受限制的观念。

在一种写作倾向被另一种写作倾向取代时，那种被废弃的写作倾向就真的完全失效了吗？那种写作倾向到底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是否穷尽了它潜力的限度？它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它能够走出的那么远，它是否还可以走得更远？这些本应追问的问题，在中国当代的诗歌写作中差不多被完全地搁置了。

在一种新的写作时尚形成时，人们总是倾向于轻蔑地抛弃前辈诗人已经建立的限制，并必然地糟蹋和遮掩前辈诗人已经获得的成就。一种把“新”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的、简单而粗暴的思维判断，在大多数诗人那里已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式。这实际上是“科技至上、速度第一”的现代社会的运作模式在文艺领域的体现。

这里牵出的问题是，精神领域的发展是否存在必要的限制。形式是否是越繁复越好，题材是否是越新颖越好，写作倾向是否是越急进越好，这些对于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是有所警惕的问题。用卡莱尔·恰佩克的话说就是：“如果人类精神仅仅感到自己有权利去冲锋陷阵，而不去保护已经赢得的成果，那么它将是一个不合格的战士。”

许多当代优秀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必须捍卫和保护前人的价值。因为在乔伊斯和贝克特最极端的作品创下了文学的某种极限之后，文学的探索已走到远到不能再远了。超出这个范围，断层则开始显露。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哲学家身上，他们已经过分远离不专门从事哲学的人同样感兴趣和能够理解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之后，哲学差不多已逸出了它自身的边界。

这让我想起歌德，他在年轻时宣称要粉碎一切传统，而在晚年却成为了传统的捍卫者。这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他未成名时的“想革命”、成名之后的“害怕革命”，而是他在破坏之后，懂得了限制的必要，任何无休止的破坏最终走向的是全面的崩溃。艺术是“戴着镣铐的跳舞”，必要的限制始终是艺术最为核心的机制之一。

2006-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