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具体考察一下“歧义呈现”与“本义描述”的不同之处。
　　例如：“杯子中的水在晃动”。这个例句无疑是“本义描述”（周伦佑“取消价值 ”后会到此为止），然而，除了“杯子”、“水”这样的事物的名称我们不必要给以新的“命名”之外，这个例句所蕴含的意思却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在这里，这一意思的关键词是“晃动”，这个词语决定着意思的主要意指。但这个词语究竟表明着什么，隐含着什么？从形态上看，“晃动”是指物体的那么一种运动状态，但这种运动状态是不是杯中的水自身所“供述”的、“自呈”的？对此状态的命名是否含有一定的文化依附和知识性理解？

　　我在《感觉多向性的语义负载》一文（载《山花》1999 年第4期）中曾对语句“风吹过”进行过一番分析：“当我们说：‘风吹过’，我们是将‘吹’这一人类行为类比并强加于‘风’，‘吹’并非‘风’本质上的所为。当‘风’被‘吹’这一动词所固定并加以经典化，便从根本上取消了‘风’和‘吹’这两个词语包含的文学性。”与此相似，“晃动”不过是将人们公认的那么一种“动”的状态强加于“杯子中的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杯子中的水在波动”、“杯子中的水在跳动”（或滑动、抽动等等）。但跳动等替换词所从属的描述仍不是我所说的意义上的“呈现”，如果包含这些词语的句子不与上下文结合产生“歧义”的话。它们仅仅是一种修正、一种对知识、逻辑以及集体性陈述的偏离。

　　“呈现”必须是“不言”的；“不言”既是作者的不言说，又是语句中以各种面目隐身的“人”的不言说。作者的不言说很容易辩识，而语句中尤其是“本义描述”里的“隐身人”是很难觉察的。在对客观世界──有这样一个世界吗？──的描述里，处处渗透了人的打量和理解，物与物（实际上是名称与名称）之间的关系处于人的逻辑安排之下。它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固定化的一一对应关系。

　　“杯子中的水在晃动”是作者在言说；“杯子中有水”，是“隐身人”──人类集体的言说者，一个“公共作者”——在言说，后一个句子接近于我们常常指认的“客观事实”，事实上，“水”也的确在“杯子”中。

　　当我们说“水悬在杯子的外面”时，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会觉得荒谬，不可理喻。然而，在某个瞬间里，面对一杯玻璃杯中的水，我们的视觉会不会出现上述的偏差？在那个瞬间里，我们也许真的亲眼看到了：水是在杯子的外面。这种“瞬间真实”是直觉世界对理性世界的一次无声抗拒，尽管它十分短暂，可能只发生在数秒之间。

　　我曾在《感觉多向性的语义负载》一文中浅显地触及过“瞬间真实”的问题，但没有将它与根植于形而上学的想象做一番比对、区分。而做出这样的区分显然是有益的。首先，“瞬间真实”来自于视觉、听觉、嗅觉等感觉方面的“错觉”，而并非来自浪漫的想象。这是包含着前一类要素的诗歌与包含着后者的浪漫主义诗歌（如“你是一片云，在天上飞”）的最大最根本的区别。其次，呈现“瞬间真实”的句子有可能真的符合——而不是描述——客观事实，“水悬在杯子的外面”或许就是事实上的那样一种真实情况：水── 一滴水 ── 悬在杯子的外面（之所以在句子中不标明是“一滴水”，就是为了不直接指认一种事实，而要求它造成读者产生“一杯水”的歧义读解，从而使之在“瞬间真实”与事实之间摇摆不定）。而浪漫之义诗歌却不容纳写实意义上的真实性，它的“你是一片云，在天上飞”式的倾述纯粹是来自头脑的幻想。

　　但上述“水悬在杯子的外面”的例句仍然不是“歧义呈现”的完美的体现（它还带有一定程度的“本义性”，它只是我为方便说明问题而挑出的一个极其简单化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它与现代主义“变形”手法相类似，充其量也只是“歧义呈现”诸手法中最简单之一种。

　　完美状态的“歧义呈现”应是抽去了意思筋骨的事物的“自呈”，它是莫名的、“不言”的、无法解释的，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德里达不愿给以定义的“播撒”，“播撒意味着空无（nothing），它不能被定义…… 它产生了无限的语义结果，但是它却不能还原到一种简单起源的现存性上……也不能归结为一种终端的在场”（参见德里达谈话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 月版，第91页、第92页）。在“歧义呈现”中，“水”和“杯子”的关系可能就是“水和杯子相互隐瞒”这样一种暧昧的关系。“水和杯子相互隐瞒”是没有意指的，意思只是作为一种踪迹存在，为解读性读者垂下一个诱饵，让他们绞尽脑汁；而它为体会性读者所提供的却是直觉的语言快感，令他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