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句异化（诗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诗歌经验化的过程，而经验又持续地、迅速地转换为一种知识，因此，诗化的过程就是诗歌知识化的过程。“驱逐诗意”就其根本而言是对既有的诗歌经验----知识的驱逐。

　　一个词语如果在它所属的那个语汇系统中被使用，便意味着这个词语的文化内涵完全地、不受损伤地显现。“明月”一词，如果它被放置在“池塘”、“寒鸦”、“蛙鸣”等词语构成的语境中，便会使与这一语汇系统共时的那一段历史得以重现；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种返回将被视为是对该段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复制。在“本义语汇系统”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它复制的可能是较近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罢了。

　　于坚较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一个诗人不是在解构中使用汉语，他就无法逃脱这个封闭的隐喻系统。一个诗人可以自以为是他说的秋天就是开始的那个秋天，而读者却在五千年后的秋天的隐喻上接受它。秋天是什么，它只是一个巨大的沉淀在秋天这两个音节之下的隐喻史的整体……”(《棕皮手记：从隐喻后退》，见黄梁等著《地下的光脉》，台湾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81页）。

　　值得补充的是，在“诗化语汇系统”和“本义语汇系统”中各自存在着若干子系统。以“本义系统”为例，它就包含着以“村庄”为主场景的“村庄语汇系统”和以“城市”为主场景的“城市语汇系统”等。而在这两个系统内部，以包括着更小的系统；如在“城市语汇系统”中，便有若干分别以“街道”、“卧室”或“工厂”为主场景的小系统。

　　词语的本义内涵和文化内涵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得以实现，前者依据意思，后者依据它所归属的历史性语汇系统。而一个词语只有处在另一个陌生的系统里才有可能使我们剔除它的文化内涵。在一个陌生的语境里，这个词语会突然被其他词语架空、击穿、淹没，本义趋于崩溃，只剩下部分所指的空虚痕迹（阅读者与该词语的感觉上的联系，亦即歧义的痕迹）。而其文化内涵，也因其置身于陌生的系统中而被系统剥夺、吸收。

　　词语离开它既有的固定意义而获得一种即时性，它与其他词语的联系也基于暂时的、不稳定的、互动的关系之上，它与系统的关系亦是如此。在这样的诗歌中，分属不同系统的词语相互穿插、抵触、互否，使本文的历史性视野始终处于无序、动荡、开放、忽远忽近的状态，这就为知识性理解及阐释设置了障碍，同时也为阅读者的体会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无限多的配给和原料。

　　在具体的操作中，词语更新有着很多方式。周伦佑所提供的颠倒字义、消灭语法等“语言破坏”的方式和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式的方式仅是其中两种，且前者只在“价值诗歌”范式处于诗歌主导潮流时方具有意义，它的粗暴性难以避免会带来简单化的后果，造成后来者语词胡乱叠置、堆砌的弊端。而于坚的方式是以一首诗的容量更新一个词，“付出”得太多，而且，他不可能再用同样的方式更新别的词语。可以说，《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和《自由方块》都是无法重复的，不论他人还是作者自己，都不能予以复制，我称其为“一次性诗歌”。这种诗歌在诗歌史意义上具有着意义。

　　我所要做的更新是关于词语与词语、句子与句子、句群与句群之间关系的更新，这种关系在那里，只是被我们的惯性思维和言说遮蔽着。

五、歧义呈现

　　在第二章节我做出了“剔除了‘价值负荷’（周伦佑语）的‘基本义’意义上的描述（为方便起见，我们可简称为‘本义描述’）仍然是知识的负载物”的判断，但如何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从中剔除知识的因素，使之相对纯净地“呈现”我们的感觉状态（而不是感觉本身）呢？

　　相对于“本义描述”，我们可以“歧义呈现”的方式“陈列”事物与事实之间非逻辑的瞬间的关系及距离。而要说清“歧义呈现”，必须首先明了我所指称的“呈现”的涵义。“呈现”是对主客体相接触时产生的瞬间感觉之状态的“供述”。它是非表达性的，不同于表现或再现，既不表达主体的思想、感情、情绪，也不描述作为客体的世界。“呈现”所呈现的是一种触觉，一种主客体之间的交融。在方式上它属于描述，但不是“本义描述”，而是不带有理性认识和理解的“歧义”的描述。“呈现”不过是“歧义呈现”的简化了的说法。这里附带要说明的是，上述“歧义”不仅包括文化语言原有的诸义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词语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等，还包括着词句的某种“误义”（因错觉而产生的意义），后者是突发的，即时的，是“字典意义库”中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