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被列维─布留尔称为“原逻辑”的思维亦即具体的思维，不知道因而也不应用抽象概念的思维及其运用已达到了语言描述功能的极限。“原逻辑”语言尚且如此，更毋言现存文明世界的语言了，后者因有了种属概念，有了作为一般概念的抽象，使语言在描述一复原实在世界时变得更加不及物和不“切身”。

　　维特根斯坦也曾有过相似的困惑：“假定我给出这样的说明：‘我用摩西意指这样一个人：如果确有此人的话，他带领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对于这一说明中的那些词也可能产生同对于‘摩西’这一名称相类似的怀疑（你把什么叫做‘埃及’？把谁叫做‘以色列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说明永远不会完成；从而我仍然不理解他意指的是什么，而且永远也不会理解！’──就好像一个说明如果没有另一个的支持就会像悬在半空中一样”（《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版，第61页）。

　　除了上述描述的疏漏之外，语言有时还面临着事物命名上的困境。如对某些颜色，对一些中间色我们常常无法命名，只好用蓝黑、青灰等模糊的词语来指称它们，那么“蓝黑”是什么颜色？是不是只有标准化的那么一种“蓝黑”？事实上，对那些存在着细微差别的中间色，我们的视觉器官可以无限地加以区分，而词语却显得捉襟见肘。

　　文本对外在于主体的客体进行解释，再由阅读者对文本予以复原客体的解释，后一种解释可以视作是“解释的还原”，然而它“还原”的不是作为客体的世界本身，而是“还原”成同义反复式相互释义的一堆词语。文学的现实主义者是不怀疑这种“解释的还原”所能达到与客体同一的准确性的， 浪漫主义者甚至绝大多数现代主义者也不否认这种认知意义上的“还原”的重要性。这是“可读性文本”的幽灵变着花样一再死灰复燃的原因之所在。

四、本义的文化依附及其剔除

　　前面说过，对事物的名称进行更名无助于该名称所指称的事物的还原，且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但这一点并无碍于我们对词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的探究。

　　可不可以这样说，词语所吸藏的历史就是文化史本身？它所显现的当下语义是漫长历史的直接后果；这种当下语义不仅包括着它的定义、疆域、边界及伸缩性，而且还包括词语的某种固定的色彩。词语吸藏的历史性使之与事物以及当下现实产生隔阂，这也是词语之所以成为象征/隐喻的根源之一。

　　不同的词语所吸藏的历史性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我们不妨称之为词语的历史性差异。在不同事物的指称之间以及相同事物不同的指称之间，历史性差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在后者那里，因易于比较，差异就更为明显。如“月亮”与“明月”、“乌鸦”与“寒鸦”，尽管它们各自的所指都是同一事物，但词语各自的文化内涵深浅不一。“月亮”、“乌鸦”与“明月”、“寒鸦”是分属不同历史时期的两套语汇系统。“明月”、“寒鸦”等词语在过去的文学（诗歌）中的过度使用已使之“异化”，词语的文化内涵已大于它的“本义内涵”，这样的词汇系统是一种“诗化语汇系统”。相对于此，“月亮”、“乌鸦”等词语所构成的系统可视为“本义语汇系统”。

　　“本义语汇系统”距离当下正使用的语汇系统较近，而“诗化系统”却较远。一般情形下，我们总是乐于采用前一个系统，以保证本文具有一定程度的“当下感”──这并不意味着是对描摹与再现等手段的肯定，“当下感”与及物与否没有直接的关联。采用这一系统的另一结果就是，使本文得以避免对文化----价值中心的先天性依附，为打破这一中心准备了基本的条件，但仅仅只是条件。

　　我们应看到，“本义语汇系统”并不因其与当下语汇系统的相近而与当下情境相吻合，更谈不上还事物以本质的“现象还原”（“月亮”、“乌鸦”等词语都不同程度地因使用而被“异化”，只不过程度较轻微而已。）。因此，避免词语异化不是表现或再现等文学功能论的要求，而是写作/阅读更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