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是包括着广阔的感觉领域在内的一种欣赏方式。体会的后果是读者接触文本时产生的“快感”。所谓“快感”是指读者文本接受时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常常是莫名的、不可言传的。可以像被击了一拳、被摸了一下或被惊了一颤那样直接、突发；可以是狂喜、惊诧、恐怖、反胃、痛苦、虚脱等强烈的反应，也可以是心动、愉悦、熨贴、迷茫、苦涩、忧伤等微弱的反应；可以是其中一种，也可以是多种“快感”的混合。

　　接受者一方的快感来源于文本本身所携带的快感因素。这些因素是由文本中语言的语感、重量感、质感、空间感等构成的。语言的滑动或滞钝、轻或重、干净或粗糙、空白或塞满都是引发接受者产生快感的条件。

　　显而易见，我此处所言的“快感”是与传统美学的“审美感受”或“审美愉悦”有所不同的。前者是词语间（句子间、句群间）的关系引起的读者非解读性的欢娱，是抛弃意思和理性思索后的读者的反应。而后者却是文学功能性的附庸，更多地源于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以及对其进行的分类与重组，这样的感受或愉悦是基于理性认识和理解之上的；它是剔除了文本体验后的残渣，或者说，此种意义上的感受即是对丰富复杂的文本体验的篡改与删减。

　　与对体会的界定一样，我是在诗学意义上使用快感一词的，它是集体性的语言事实与个人体验在某一点上的契合。正如体会不是来自于理性认识和意义判断，快感也并非来自对意思的追寻及共时产生的社会学意义的震撼、悲怆、感悟等情绪。快感是体会的后果，而不是思索的后果。体会和快感都是对思索的回避与叛逃。

二、作为价值 —知识基础的意思

　　我们通常所言的意义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作为主体理想和观念的体现的价值，一是用以表述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意思。这里，我将意思定义为对语言中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表述，而不将其扩大用以指称事物的名称，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在一种语言里，事物一经命名，个人对它除了认可之外是很难有所改变的，况且即使重新命名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乌鸦”这个名称所指称的那个动物，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称它为其他任何东西，但这样的改变只对命名者个人有意义，它对这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的流通没有丝毫影响（这一点可参阅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符号的任意性”有关章节，商务印书馆，1980年10月版，第104页）。 而对“乌鸦”这一名称所隐含的文化内涵的掏空与更新（如于坚在《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所做的）则不属上述意义上的“重新命名”所涉及的范围（更新一个名称的文化内涵即是重新确定这一名称在语境──意思及氛围──中的位置，主要却是改变这一名称在意思结构中与其他词语的关系。这些不是我此刻要讨论的问题）。任意性命名的符号一经使用就具有了某种固定性，但事物之间的关系就不具备这样不可改变的特性；而且改变后者在文学中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如上所述，意义由意思的语言实体和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共同构成，意思是价值的现实基础，是价值得以确立和实现的前提和条件，而价值则寓于意思之中。同时，意思还是完整性思维和逻辑的基本形式之一，意思的确立依赖于人类的认识实践和知识性积累。因此意思是知识和价值的共同基础和前提。
　　在传统诗歌中，意思作为“显义结构”，价值作为“隐义结构”共同构成了一首诗的基本框架。意义中心表现为价值中心和意思中心的二重叠置，此即为传统诗歌结构的二重性，它是德里达所指出的逻各斯中心在诗歌中的具体体现。
　　价值作为一个必须的反动对象在“非非主义”理论中似乎已得到了有效的驱逐，周伦佑为此所做的论述是充分的（见周伦佑《反价值》一文，载《打开肉体之门》，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版）。这里就不再详述。然而，周伦佑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取消“价值词”（如真、善、美、假、恶、丑、伟大、卑贱、上帝、理念、真理等）及与此相关的“价值评价”，而对诗中（句子中）的意思未加穷究。对于后者，他在取消“引申义”和“比喻义”的同时，宣称保留其“基本义”（尽管他也有“纯诗”的提法，但那是大而无当的诗化表述，且语焉不详，因此只能算是没有触及方法论的可任意填空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