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当代

　　作家可以通过想象同时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但他生存的基点只有现在，并且只能是现在。在时间滑动的链条上，“过去”随着日影的移动而成为记忆，“未来”作为生活的期待、奇迹或希望而使现在具有诗意，但它们同时只能是“现在”的两翼，只能由“现在”收拢或展开，故而个体生命的显在时间永远是现在时态的。“当代”便是这种个体生命的现在时间之放大，它包含着我们的整个一生，从父辈的衰落到我们的诞生、成长和死亡。由此推展开来，它包括几代人的奋斗与苦乐，被击倒又站起来的生命形象。一个民族的苦难与梦想。

　　我们置身的当代是阳光很多，黑暗堆积得更厚重的时代，是绝望与信心并存，谎言和真理交织成同一种语言的时代，是价值溃灭，暴虐横行的时代，是大流血、大冲突、大堕落的时代，也是大困惑、大思考、大救赎的时代!当代汉语作家作为这一切的参予者、经历者、目睹者、活的见证人，在深受其害的同时更应该庆幸：我们占据着如此深入的位置，拥有如此丰满的感受，应该由我们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每一次的激动总使我们的希望接近于落空。经历了那么多的伤口和蹉跎，拥有那么多的诞生与死亡，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出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哈维尔这样的作家呢?中国作家为什么没能创作出《总统先生》、《族长的没落》、《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呢?阅读当代汉语文学作品常常发现：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才气，而是缺少勇气；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技巧，而是缺少思想；中国作家并不缺乏信心，而是缺少耐心。在才气、技巧、信心这样一些常常被人们过份强调的东西之上，总发现中国作家的写作缺少一种构成一部作品伟大品质的带灵魂性的东西，一种由作家的人格所体现的精神品质。总是闲适，总是逃避，从当下现实滑过或避开，或如苏童、叶兆言一类专写民国轶事、闺帏艳闻，或如池莉一类专写市民心态、无聊的闲情，或如贾平凹一类专写旧文人趣味，玩物狎妓之醉。真正的当下被位移，严酷的现实被悬空，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真实被三妻四妾、女人的小脚、早泄阳萎的细节遮掩住了，作家们纷纷躲进那种略带点肉感的粉红色罗纹小帐中做他们的象牙之梦。当代汉语文学的大希望便在苏童、张艺谋们妻妾成群的怀旧梦中泯灭了。这些逃避当下现实的“闲适”写作者们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所谓的“纯艺术”追求，似乎一个作家只要一介入了当下现实，其作品在艺术上便不纯了。对此，我曾在《红色写作》一文中以较大的篇幅作过批驳。⑨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略萨或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米沃什等人的作品并没有因为关注了他们时代的现实而被人们视为不纯，相反倒是更因此而保证了他们作品的不朽性质。一部作品的“纯”与“不纯”，和作品的题材及年代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作家的才华与智慧。“纯艺术”的说法一旦作为逃避的借口，便成为一种可厌憎的东西，我们可以宣布不要这种“纯”而保有伟大的艺术!因此，深入当代便首先要破除一切艺术或非艺术的戒律，打开一切禁忌之门。不割断过去，不放弃未来——更不滑过现在：当代、当今、当下，我们身心交困的具体处境。唾弃闲适人格，多一点道德勇气；唾弃急功近利思想，多一点甘于寂寞的耐心。不是滑过或闪开，是进入，深入骨头与制度，紧紧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金属之核，展现出它的全部黄金与黑铁的性质。不是对西方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移植，不是“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无条件认同。汉语文学的“现代性”只有在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深入揭示中才能获得。

　　面对生存

　　生存有两种：大生存和小生存。

　　大生存指的是一个民族在大的生存环境中存活自己、发展自己的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别种文化的撞击之下保持本民族文化个性的努力。当然还包括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比如战争与和平，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进步、对话、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对人类普遍公认的价值准则及生活方式的争取与捍卫等等。小生存指的是个人具体的生存处境，包括衣食住行、恋爱婚嫁、工资、家庭合睦程度、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同上司及同事的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的油盐柴米这些烦心的琐事；在更高一个层面上，还包括生与死、精神的自由程度、衣食满足之后的无聊感、灵魂与肉体的分裂、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境、深入到饮食的压抑行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