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本土

　　我这里所指的“本土”不是一种物质存在，也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是植根于母语的一种血缘意识在我们生命中的觉醒。它有时是具体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超验的东西，弥漫在我们肉体中，流动在我们血液里，闪现在我们梦境深处，作为一种根性的力量时时提醒我们：我是一个中国人。本土意识的丧失是新文学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结果，现在提出“走向本土”便是要唤起这种意识，使中国作家返回到母语的根上重新思考和写作。一些拉美作家在寻找他们自己文学的“本土性”时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开始总是到外部去寻找自我，转了一圈之后终于发现：我们的面孔就在我们的母语中。被世世代代族人的眼泪、汗水和鲜血浸透的生养地中，便包含着我们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今天，当汉语文学在普遍感觉焦虑的“后殖民化”处境中要做出自己独立的选择时，本土意识的唤起就更显得重要了。当然，问题的提出只是开始，怎样做则有赖于这种觉悟的展开。从生命深处找回族籍和姓氏，找回弥漫在那些象形的、会意的方块字的先天框架和笔划间的直觉和智慧，找回阳光的耳朵，石头的眼睛，倾听万物沉默的歌唱。谷物的颗粒中有祖先的房屋，河流优美的身段，热爱这块土地如同热爱你的苦难。死亡中包含的黄金成色最足，我们从身上的一草一木感觉到它，从切肤之痛中触摸到它——语言不过是它的一种闪光而已，还有艺术，我们捧着它如同丹柯高举着自己跳动的心穿过森林，身后是广大无语的人群，动物、植物、河流、山脉以及原野跟随着我们。被别人照亮是一种醒悟，自己照亮自己是一种确信。哪里有母语的呼吸，哪里便是肥沃的土壤，既使黑暗再次淹没我们的眼睛，但只要有母语在，我们还可以再次把赤裸的手臂点燃，用生命的膏脂照亮自己。当代汉语作家的位置便在这种与土地、山脉和河流，与整个民族的历史一起行动的行列中。当代汉语文学便应该是这种以生命作为膏脂的燃烧和照亮。周围是一些疲惫不堪，承受了几千年的打击，眼里布满血丝，脸因太多的希望和绝望而扭曲得有些变形的面孔：父亲的面孔、母亲的面孔、祖父的面孔、叔叔婶婶的面孔、同辈人的面孔、我们自己的面孔，数不清的面孔，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黄泥巴皮肤的博动，和脚下的土地、和群山、和河流与原野、和头顶的天空溶为一体。此刻，一个声音在耳边低语着，说：“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此刻，一个字在我们心中响亮着，我们找到那最根本的东西了。把笔插入肉中的土地，从中吸取智慧和热力，用母语写作——为母语写作，通过激活母语以激活整个民族的精神，这便是我们应该做和正在做的。

　　再从文学艺术的价值实现环节来看。

　　文学艺术作品在完成之前是一种意念或冲动，创作过程是一种体验和发现，完成以后是一种物质形式(手稿、书籍或画幅)。至此，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未实现的价值——价值的实现则有赖于被阅读和评价。前一个环节对应于一部具体作品对人的心灵深入了多少；后一个环节对应于评论家对具体作品深入了多少。文学艺术作品需要阅读和评价，这点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我们的汉语文学作品只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吗?只是为了翻译到国外专供几个汉学家评论而写的吗?只是为了在国外得奖而呕心沥血创作的吗?为什么中国作家的价值要由西方人来确认呢?为什么汉语文学作品不能在中国本土实现其价值呢?这固然与国内多年来意识形态标准对艺术价值标准的干扰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作家的心理向度和文学作品的阐释权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自愿地把汉语文学的阐释权交给西方人，由他们对我们作出西方标准的价值评价，而我们依赖和信赖这种评价。正是这种“媚外情结”使当代汉语文学逐渐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沦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附着部分。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第一要做的便是收回阐释权，不再依赖那个西方中心的价值判断。我们构成一种价值，我们就是自己的价值标准。当代汉语文学的价值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阅读和评价在中国本土上实现。五千年文明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十二亿人口，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作家艺术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价值空间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舍本求末，到很远的外国去寻求别一种语言的承认和奖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