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如果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价值”可以成立，那就必须要取消文学。因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它首先是一种文化价值，既使把它贬低为消费品，它也包含着消费价值——而后现代主义是消解一切价值的。这样剩下要做的便是：作家要么不写，或者写出来就把草稿撕掉(自娱式的语言游戏到个人为止)，而不必送去发表并印成书给读者阅读，由批评家评论——因为这正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价值实现的必要环节；评价则是使一部作品的隐含价值呈现出来，并通过一些价值词把它确定下来。在这里，“评价”这个动词暴露了批评家“价值奢侈者”的真正面目：因为正是“评价”使用着价值词，也创造着价值词。它不仅是一切艺术批评的实际运作方式，也是价值的主要操作方式。所以要消解价值便必须取消评价——这样便取消了文学批评的基础，使文学批评不能成立和存在。文学批评便在这种价值消解中同时被消解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终结，也许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价值”的最终目的，但这也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倡导者的最终目的吗?!

　　这里顺便谈谈后现代主义潮流中的“政治波普”艺术。

　　89’之后出现的“政治波普”艺术，被绘画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艺术走上自己道路的标志之一”，⑦“结束了它对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语言借鉴阶段和对大而无当的哲学问题的关注，通过对中国当下精神现实的反应，趋近了中国式的语言方式，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 中的一种样式的萌芽。”⑧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的确是值得高兴的事。当我看了评论家们提到的一些“政治波普”作品，再接触到有关资料之后，这种高兴马上烟消云散了。除了张培力的《1989’标准音》比较符合评论家的赞誉之外，我从大多数的这类作品中并未看到“结束对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语言借鉴”的“中国式的语言方式”，相反，我看到的恰恰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自觉追随，而在具体的艺术语言及画面操作上则是对西方“政治波普”艺术的拙劣模仿甚至抄袭!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法国和欧洲就曾流传过一些以毛泽东为主题的明信片画作，其中较为人知的是《蒙娜丽莎》和《珈布里埃与妹妹》的仿制滑稽画。在《蒙娜丽莎》一画中，“永远微笑”的蒙娜丽莎被置换成微笑的毛泽东，另一幅画中的妹妹也被置换成毛泽东，美人珈布里埃则手握红宝书。还有另一幅仿《毛主席去安源》的《毛主席在圣马可》，把《毛主席去安源》一画的背景换成水城威尼斯圣马可广场。还有一位美国画家的“变色毛泽东”(即将十张毛泽东半身标准像平涂上不同的颜色)。这些画都曾于1987年在巴黎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展出过。

　　这些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西方出版商赚了不少钱的明信片画作，没想到竟成了二十年后中国前卫艺术的蓝本。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政治波普”艺术中的“毛泽东热”，就是对西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明信片画作的拙劣模仿，其中余友涵的《毛泽东系列》，特别是王子卫的《两个毛泽东》、《旗帜与领袖》等作品便是完全模仿美国画家的《变色毛泽东》的，杨国辛的《一个女人的十二张面孔》也只不过是把同一幅《变色毛泽东》画中的毛泽东换成了江青而已，并无任何新意。甚至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也不是什么“关注当下现实”的作品，我从他的这个系列绘画的两种主要语码(“文革”语码：大批判墙报刊头/商业广告语码：可口可乐等)之间看到的恰恰是对真正的当下现实的滑开和逃避!从批判的力度上看，这些“政治波普”艺术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再处理，并未超出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所给出的历史结论。如果说这也算是一种“当下关注”的话，那我只能说：它最多体现了中国文人一贯具有的敢于打死老虎的勇气，除此之外，我看不到更多的东西。

　　三 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

　　前面所说的“西方中心话语权力”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对一个“文化的西方中心”之存在的确认；其次是对这个文化中心的“话语权力”无处不在的感受和意识。由于中国新文学衍生于西方文化母体这样一个事实，而使中国新文化人普遍具有对西方文化的依附性和认同感。我现在提出的“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就是以这点作为前提的。那么，作为边缘文化(或如詹姆逊所说的“少数话语”)的当代汉语文学，真能在西方中心话语权力之外创造奇迹吗，抑或是只能永远命定地作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附属部分而咀嚼“后殖民化”的滋味呢?按照一些“经济决定论”者的断言似乎是无指望的，因为依据他们的说法，西方的“文化中心”地位是和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霸权优势相联系的，而落后国家文化上的所谓“后殖民化”处境，则根源于这些国家经济、政治的落后状况。这种“经济决定论”不管打着怎样的旗号，都是为“西方文化中心论“辩护的。在他们那些貌似有理的理论中，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文学艺术的发展往往是和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的，并非高度发达的经济就必然会有空前繁荣的文学艺术，有时甚至相反。马克思在考察古希腊艺术时就曾注意到了这点。以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文学高峰产生于当时经济上十分落后、政治上非常专制的俄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崛起于经济和文化都同处于边缘的拉丁美洲落后地区，并以其强大的震撼力冲击和改变了西方中心话语权力的傲慢，都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当代俄国和东欧的一些有良知的作家，如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布罗斯基、哈维尔、米兰·昆德拉等，同样是作为边缘的声音而获得自己的价值的。我们现在要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便应该以这些非中心的本土文学作为参照，从关注外部转而关注自己，建设自己，把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力收回来。真正的创造活力存在于边缘和“少数话语”中。现在该由我们付诸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