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在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多次听到人们在大谈“非二元对立”、“反对二元对立思维”。也许言者没有意识到：当他说出这两句话时便已在否定的表达式中肯定了它，因为这两个短句中包含的“非”/“是”，“反对”/“赞成”正好构成他们自己要否定的“二元对立”结构。但是，谁能不“二元对立”地思考和写作呢?除非你能做到从思想与表达中完全彻底地取消掉所有的反义词、褒义词和贬义词，以及一切形容词，并最终放弃评价、评说和评论!一个写作者，只要他还要坚持一点什么，维护一点什么，或主张一点什么(姑且不说他还要肯定一点什么反对一点什么了)，他就必然是“二元对立”的。在我们所知的以反对“二元对立”而著称的人物中，德里达本人就是最“二元对立”的——当他主张一种“绝对地颠复一切辩证法、一切神学、一切目的论、一切本体论”⑤的写作的时候，当他要坚持一种“自觉的无终结性、自觉的敞开性、自觉的欠缺哲学封闭性为标志”⑥的写作的时候，他就已陷入了一种难堪的处境：因为他所要否定和主张的东西正好构成一项“二元对立”结构。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明，那么请看：

　　——绝对/相对；颠复/捍卫；神学/人学；目的论/非目的论 ；本体论/反本体论等，构成第一段引语的“二元对立”项。

　　——自觉/不自觉；无终结性/终结性；敞开性/封闭性；哲学/文学等，构成第二段引语的“二元对立”项。

　　我立即的感想就是：连这项规则的制定者本人都没有遵守他制定的规则，我们这些局外人又何必要让它捆住我们的手脚呢!

　　换一种角度看，就算我们完全认同后现代主义理论，它带给汉语文学的也不会是节日，而只能是灾难。

　　如果后现代主义的消解“始源”可以成立，那就必须否定“天才”、“天赋”、“才华”以及“灵感”、“灵性”、“悟性”这些东西，因为“天”、“灵”、“悟”不管是作为超验存在，或作家艺术家对这种超验存在的感知，它们都同时暗示着某种“始源”。而在所有作家艺术家的体会和经验中，“天才”、“天赋”、“才华”、“灵感”、“悟性”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而不可否认的。取消“天才”、“才华”、“灵感”，文学艺术就从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变成人人都可以操作的技术，如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作家艺术家一样。也许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始源”的本意，但它显然是与文学艺术的事实不相符的。

如果后现代主义的消解“等级”可以成立，那就没有了“伟大的作家”和“小作家”的区别，就没有了“优秀作家”和“一般作者”的区别，没有了“杰作”和“平庸之作”的区别，一切划分都不能成立。文学史上也就没有了什么“大师”、“经典性作品”，甚至根本没有文学史!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消失了，文学作品与财务流水帐的区别没有了。这必然导致艺术个性的消失，使文学艺术成为众口一辞，千人一面的东西。也许，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等级”的本意，但这难道是文学艺术自身所需要的吗!?

　　如果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标准”可以成立，那就没有任何一种判断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可以接受的(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因为没有标准，每个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都是错误的，说等于没说。这样，艺术首先不能成立了(“艺术”之为“艺术”当然有一个标准)，文学批评跟着不能成立了(没有标准文学批评是无法进行的)，后现代主义也不能成立了(“后”当然也是一个标准，否则何必要分什么“现代”与“后现代”呢)，连德里达也不能成立了——我们谈“解构”、谈“后”什么的，当然是以德里达的理论为前提的，那么德里达以什么为前提呢?以他自己，以他自己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认识为前提的。我们用德里达、福柯的观点来证明我们的正确(这就已经有标准了)，那又由谁来证明德里达们的正确呢?显然无法证明，因为德里达是要取消标准和权威的，按照他的理论，他自己不能证明自己正确与否。以一个不能证明其前提正确与否的前提为理论准绳，这不是中国后现代批评的一大悲哀吗!取消“标准”，也就取消了文学批评的前提。也许，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标准”的本意，但这难道是文学批评所需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