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天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北京大学讲授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观，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与中国文化界的第一次见面。但是真正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门前沿学科，比较原样地介绍到中国的，是王宁主持翻译的《走向后现代主义》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它让中国读者第一次比较多样地了解到了西方学者关于“后现主义”的种种观点。随后由王岳川、尚水编选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则更系统的译介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方面的主要文献，为中国读者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了解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后现代主义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主要代表是张颐武、陈晓明诸君，他们同时是后现代写作在中国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力量。张颐武着力于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大框架中探索解决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问题，一开始是关于“第三世界文化”处境的思考，继而有“后新时期文学”、“后乌托邦话语”、“新状态”小说的提出和阐释。陈晓明则一方面通过评论写作多方面地论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之可能性、必然性和必要性，一方面通过具体的作品分析，对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因素作导向性地解读。在创作方面，国内最早，也是最具本土性的后现代主义文本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非非主义”理论和诗歌，以及“莽汉主义”诗歌，“他们”诗派诗歌。89年前后出现的包括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以及被贴上“新写实主义”标签的刘震云、池莉、方方等人的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的小说，主要是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然后被中国的后现代批评家们呼唤出来的。在美术方面则有以方力钧、刘晓东为代表的“玩世写实主义”和以王广义、张培力、余友涵为代表的“政治波普”艺术。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真的已进入到它的后现代主义骷髅地了吗?

　　我不打算在这里全面描述和评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只想就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文化传统的不同，使后现代主义在它的本土有可供解构的对象，在中国则只能无的放矢，自我消解；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可以根深叶茂，在中国则极可能是移花接木，木难成荫。

　　首先，作为德里达整个解构理论基础的语音/书写的“二元对立”只是西方文化传统所固有的，“语音中心论”也是，它向前可以推演出若干的“二元对立”等级结构，向后可以追溯到某种始源。中国文化中的“意在言外”、“言不能尽意”之“言”本身便包含了语音和书写，这里的“意”也不是某种外在之物，而是指“意味”、“意蕴”，一种微妙的体悟未获得表达之前的状态。这不能尽的“意”也还可以通过“立象”而得到补救，即“立象以尽意”。“象”原指卦象，即某种类型的象征物，它和“言”的关系是互补的，和“意”的关系是相溶的。在这里，“言”即不能分解成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语音”与“书写”的二元对立，也不构成某种中心。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各斯”，道家哲学中的“道”只是对“无”的命名，而且是不确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如果一定要把它看作一个始源，那它只是“无”(无是无法消解的)。“无中生有”正是中国的创世说，也可视作道家的知识发生论。儒家体系中的“仁”指“人心”和“体爱”，而不是外在于人的某种超验的东西。所以我发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找不到后现代主义所要消解的那种“逻各斯”中心的。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主体”、放逐“人”，在中国也无法落实。从古至今，作为主体的“人”在中国文化中就没有真正站起来过，儒家要求“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人只是“礼”的一种规范动作，“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哪里有主体的地位!道家把人分解为阴阳，主张“忘我”、“无我”，“我”被虚化成一种气——主体的人实在缥缈得远。在很激动了一段时间的“新文化”中，“大公无私”、“忘我劳动”、“一生交给党安排”、人人争当“革命的螺丝钉”，主体继续隐匿着。直到进入新时期文学，“人”才被作家们从线装书和革命的本本下面呼唤出来，刚露了一下头(腰还没有站直，步还没有走正 )，马上又成了要被“放逐”和“消解”的对象!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放逐人的目的如果是要造成一种没有人的空心文化，那它早已由中国传统文化做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二次消解自然又成为徒劳无益的重复劳动！让我想想看：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对了，还有“反对‘二元对立’”——这既是德里达解构理论的主要武器，也是整个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策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