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我对这一现象的描述中，有一个巨大的空白正需要我们以新的观照去清理和读解它：这便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三十年，它是摆脱了西方中心话语权力影响的言说吗?

　　在当代汉语文学走向的大困惑中，一位朋友曾以重新发现者的兴奋向我谈起毛泽东向西方文化中心霸权挑战的壮举。从现象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是可以成立的：毛的“三个世界”理论、“独立自主”方针、“反帝反修”勇气。这顺理成章地要引出第二个结论：1979年以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伪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本土意识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黄金时期，是应该重新予与肯定的。联想到大街小巷的《红太阳》颂歌泛起，已被否定(但未能根除)的毛泽东个人迷信再次成为某些怀旧者的准宗教的严酷事实，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仅从实践结果来看，既使从理论上考察，我们自“延讲”到“文革”时期奉行的“苏联模式”的文艺政策，其理论根源仍然是西方的，仍属于西方中心话语权力的有效延伸。

　　众所周知，苏联的文艺教条是以西方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为其认识论基础的。它主要通过普列汉诺夫的阐释，再经过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解说而规范成为当时苏联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化的文艺政策，然后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模式强加给中国的新文艺界。它对文学艺术的功能、作家世界观改造以及创作的题材、主题和方法等都作了不容置疑的规定，可简单概括为：政治第一、正面宣传、光明面、主旋律、健康向上、歌颂为主、光明战胜黑暗……和这一时期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是苏联模式的，我们的经济体制是苏联模式的，连表演艺术也必须遵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而这种种的“苏联模式”仍然不是对西方文化的摆脱，仍属于西方中心话语权力的有效延伸，其对中国的影响则是这种延伸的延伸。

　　很长时间来，我们对此是没有意识的，头脑中只有“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西学概念，而淡忘了“民族”、“民族文化”、“汉语言”这样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这是一种意识形态通过有组织的遗忘造成的后果。有一件小事是颇能说明这种“淡忘”和“位移”的：1984年，我原来工作单位的一位老领导离休了，我去看望他。从谈话中我发现，他因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太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很理解。临走时他拿出一本《反杜林论》送给我，并语重心长地说：“小周啊，还是要多读读老祖宗的东西，看看老祖宗是怎么说的，不要忘本!”我熟悉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也明白这位三八年入党的老革命的良苦用心，但他关于“祖宗”和“本”的错认使我震惊!在他的意识(甚至潜意识)里，“中华民族”、“中国人”、“汉文化”这些根性认知已被意识形态化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样一些概念所取代，深层的民族归属和文化归属已让位于意识形态化的阶级归属和政治归属。他本人是坚决反对西方文化的，但他仍在不自觉中把西方作为他的精神家园和圣域。

　　这件小事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它促使我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愈是想得多，便愈是对西方中心话语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对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从文化到心理展开的“殖民化”过程感到触目惊心。在这个水平面上，我们再来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界开展的几次批判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运动，便会明白：那并不是中国本土意识反对西方文化中心的斗争，而是(通过苏联传入中国的)西方十八世纪文艺思想与西方二十世纪文艺思潮的对抗。“纯洁性”的捍卫者们手执的是西方的近代之盾，更年轻一些文艺家高举的是西方的现代之矛，中国的文艺舞台则奇妙地成了西方前后不同时期的两种文艺思想共时性表演的场所。不管哪一方获胜都不是当代汉语文学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