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艺术同一。

　　偶尔翻读一本古文字学著作，发现董仲舒对“王”字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11]孔子也说“一贯三为王”。[12]这里的“王”显然不是指帝王，而是参天地、通古今的精神之王，即伟大的诗人、作家、哲人等。我由此联想到高更那个著名的画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何处去?我们是谁?”这一命题包含的三个问号恰好对应于古汉字“三”所蕴含的天、地、人，即：“我们从哪里来——天；我们往何处去——地；我们是谁——人。”这一对应关系是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建立的，虽然还不是最终的答案，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已是很重大的了：我们从哪里来——天(始源论)；我们往何处去——地(目的论)；我们是谁——人(本质论)。它同时包溶了过去(始源)、未来(目的)和现在(本质)这三种时间维度。这正是产生西方哲学，深刻西方哲学，贯穿西方哲学，困惑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也是人类最高智慧一直在追索的主要问题。从上一章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以消解这三个问题(始源、目的、本质)作为前提开始自己的陈述的。汉文化则把它包溶在自己文字的框架和笔画中，并给予基于人本的肯定性回答。此刻使我高兴的不仅是通过高更画题与古汉字“三”的对应，发现了西方思想与东方智慧的这种问答式关系，更重要的是“秉天地之气，一以贯之”的“王”的出场。他是天、地、人的贯通，包含着过去、未来、现在三种时间维度，他同时既是“始源”，又是“目的”和“本质”。他不消解问题，而是包溶问题，成为问题，并把自己站立在那里作为答案，让你参悟。领会多少，则是各人的事情了。

　　中国本土精神呼唤的正是这样的王者。我们要创造的“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便是这样一种自身即构成“始源”、“目的”和“本质”的大生命、大灵魂、大写作——一种天、地、人一以贯之的王者文学。

　　四 一份备忘录，或代结束语

　　读了上面的文字，可能有朋友会说：“瞧，周伦佑的观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原来是一个激进的‘反价值’论者啊!”变化是有的，但这里表述的一些基本思想，从来就贯穿在我的写作中，只是被我其他的声音所遮掩而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作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反价值》、《第三代诗论》和《非非主义诗歌方法》等一些论文，被评论界视为中国本土最早的一批解构性文本。“本土性”确是我的本意，“解构”则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充其量是在思考向度上与西方后现代理论暗合而已。我从最初的理论写作开始，便不断地在强调本文中表述的一些思想：

　　——由于意识到现代诗歌理论的缺失，转向这方面努力的人多起来了。但从反映出来的成果看，大多数还停留在对国外某一种理论的转述和综述上面。中国新诗的理论研究，仍然没有摆脱西方文学理论五种模式的影响，真正独立的理论意识还没有觉醒。(《论第二诗界》)见《非非评论》第一期，1986年8月，成都)

　　——通过我们，改变中国新诗被动接受世界文化思潮影响的局面；通过我们，使中国新诗的理论和创作与世界当代文学的发展达成同步；通过我们，使中国新诗堂堂正正地进入世界文学主流。(见《非非》第二期封二，1987年5月，成都)

　　——在我们的理论和创作中，“走向世界”、“超越世界”这类豪言壮语可以先放下，暂时回到诗的现实中来，切实觉悟到并解决好一个迫切的问题：改变中国新诗被动接受世界文化思潮影响的局面。这种摆脱外部影响的努力一开始可能会出现某些偏差，如借用现代摆脱近代，借用美洲摆脱欧洲，甚至再度请出孔孟释老，这也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确立这种摆脱的意识，并努力为之。真正我们自己的东西便会星星点点地闪现出来，这便是中国诗人对世界的奉献。(《“第三浪潮”与第三代诗人》，见《诗刊》1988年第2期，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