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对生存的介入或逃避是衡量一个作家真诚与否的主要标志。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诗人，总是在对个人生存的具体承担中承担起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难度的。他在体验中寻求表达，在表达中深入体验——他的体验和表达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这样，诗人、作家与普通大众的区别便出来了：普通大众总是深陷于个人的生存处境中，他们属于本民族而不理会这个民族，他们作为人类的一员而不关心整个人类。他们的身心总是被具体的生活琐事纠缠着，困绕着，占领着，因此他们的体验和话语便只具有私人的性质。我称之为诗人、作家的那些人则无此种局限，他们常常生活于物质利益之上的精神中，能无障碍地感受民族和人类的一切，因而他们个人的生存是和民族、人类的大生存相通的。犹如一条溪流与江河的关系：在溪水注入江河的那一瞬间，江河也以它博大的胸怀进入这条溪流，并把它充满。他是作为民族的一员、人类的一份子而思考和写作的，个人与民族相关，个人与人类相关这样一种思想，使作家个人的小生存溶汇到民族和人类的大生存中，而互相承担。在生存的深度上，这种承担包括对历史的承担：隐匿的一切不是虚无，它留存于典籍和歌谣中，比神话和传说更经久耐用。不管你是用它擦脚或裹头，都不会改变它的高贵质地。它留存于我们的血液和记忆中，规定着我们，不管我们怎样否认和拒绝都是徒劳!它总是不容置疑地把祖先的音容笑貌浮雕在我们脸上，使我们自豪或痛苦。历史是不可改变地据我们为它有的，我们只有欣然地接受它，犹如自豪地接受我们的族籍和姓氏一样，然后承担起它的全部自卑与光荣。还有对死亡的承担。在我们的个体生命之外，人类已先我们死过很多次了。正是死亡的滋养使我们学会生存，性格开朗。有正常的死亡，也有意外事故，还有自杀、他杀与屠杀!暴力的阴影始终在我们头顶晃动。每死亡一个人，我们便跟着死去一次；每出现一次暴力，我们身上便增加一道伤口。起先是父亲的死，母亲的死 ，然后是朋友和兄弟：比我们年轻的反而先我们而去了。我们在不同的年龄，因不同的事件而一次次死过，又顽强地活着。在死亡的明亮阴影中，我们把世界看得非常清楚。既然死是无法逃避的宿命，我们只有主动承担起它，用笔和心灵，把有死的生转变成不死的死，并以此战胜死亡。还要承担起黑暗与罪恶。在更高的审视中，人类的每一种过失或暴行都是在我们的默许或目睹下进行的，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罪恶的同谋。这种双重身份使我们在黑暗中培养阴影，看见一切的同时便双眼瞎掉!我们甚至不能作为证人指证罪恶，而只能在黑暗中分担罪恶，并通过认罪这个行为使罪恶被认定。盲视则是使黑暗失去效力的最有效办法：通过双眼流血给黑暗以致命的一击。最后是对人的整体承担。不是消解人、放逐人，而是建设人、充沛人、大写人，重建人的价值和定义。西方当代哲学中的反人道主义思想是和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它不过是西方中心话语权力伸手东方的又一只手影而已，只有斩断它，中国文学才能在自己的血肉之躯上根深叶茂地壮大。人是这个世界的最大问题，也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目的。我们承担起他，便是承担起了这个世界的价值、意义、痛苦与美，承担起了这个世界的全部问题与答案。

　　“面对生存”便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和论说的，不是粉饰和逃避，而是面对。通过对个人生存处境的揭示以展现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这种生存处境不是虚构的，而是切身之痛的亲身体验，别人无法替代的，如同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的：“在深渊中置身于更深的伤口，身后没有退路，周围是交叉的矛头，我们只能手挽着手，手挽着灵魂，在凤凰的火焰 中坚持到最后”é。笔尖插入的地方，便是我们博动的心跳。不回避金属和死亡地写，没有声音和味觉地写，贫困的饥饿与黄胆中，管它东南风西北风，以赴死的决然深入存在的中心，接受人生的全部难度和强度，一切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的勇气。在物质的强暴中与艺术同在，共同出生入死，一起沉沦或者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