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互文性是元文学倾向滋生的重要“温床”。互文性即是对既存文本、语境进行或明或暗的仿写，改写，戏拟，比照，二者之间的裂隙必然渗漏出对某种文学观念和范式的质疑与反讽。当代汉诗的进展是与文化开放、多元的总体语境密切关联的。这意味着异质话语的进入，尤其是异域文学话语的汇入，对当代汉语诗的自身质地和自我指向增加了内在张力。王家新的《谁在我们中间》，就是在多重互文的座标中辨析与确定汉语现代诗写作立场的元话语文本。“于是我们就来到一个话语的交汇处。／滨海省份。每一阵咸味的风吹来／都使葡萄园壮大。”（15）（《边界》），他的《词语》、《纪念》等作品都具有上述特征。但王家新对异域声音的嵌入有过度之嫌，甚至损伤了作为一个汉语诗人的独立性。

　　蒋浩的《陷落》一诗，借人物之口也戏仿了有关写作的权力话语，如“他在咖啡馆和地下室/之间往返，象一个过时的幽灵/不知道叙述早已取代了抒情/就象九十年代的现代汉诗写作/‘人们喜欢用几近于口语的陈述句/准确，直接，复杂，迟疑，有着成熟的/资产阶级审慎的中年魅力’/‘这是知识分子写作，从感性/到理性，消除了青春的影响/道德是唯一不变的部分’/而对于小提琴手来说，那是一个急待用琴弦/‘影响的焦虑’，由浪漫主义到零度写作/消除了空白和反光/让几个生硬的音符在弦上打滑/老是回避着核心的问题：譬如/色情与爱情，身体与肉体，浪漫与浪荡……”（16）其背后是叙述者和作者对现代诗写作的思考。

　　这一现象不局限在大陆诗坛，例如台湾诗人痖弦的《盐》一诗，以“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始，又以“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终，间以《圣经》语境穿插其中，其意在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文学精神和悲剧性语境引以比照，在互文的张力中加以追问：汉语文学的生命之“盐”在哪里？承担苦难的悲剧情怀在哪里？应该说，九十年代后，汉语现代诗存在着一种趋向：即呈现互文的、杂语的复调性，它细及语词、句象，从多重的对峙对比中，擦燃反照写作自身的光亮。

　　总之，元文学倾向似乎标志着汉语现代诗进入到这样一个层面：对诗之为诗的本体性追索，悄悄溶解于对写作自身、操作技巧和语言的重新考量，对历史语境和形式语境的关系的多向审视，着意于不同块面、文体、话语的多维组合，思悟并呈现生存和写作的多重底蕴，同时侵越文体的界限而使之无法归类，成为“文本中的文本”。正如庞培在长诗《恐怖的事物》（三）中，对一种“诗意”的写作提出的质疑：“一只啜泣的手，我能／这样写吗？诗人靠那些／生活中损害的事物／博得人们信赖，例如／／一面摔碎的镜子。一棵倒下的树。／一条藏满风暴的滋味的河流。／我这样写真实吗？”，这种自我犹疑、质询的语气是挑剔的，尖利的，它标示着现代汉诗的自我反照、探寻多重可能的坚定姿态。

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

参考文献：

（1）转引自秦海鹰：《文学如何存在》，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2）《博尔赫斯文集》（诗歌随笔卷）海南国际出版中心
（3）转引自赵毅衡译：《美国现代诗选》。
（4）严力的诗  载民刊《锋刃》1995年第三辑
（5）张曙光《这场雪》 载闵正道主编《中国诗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6）马永波的诗作  均选自诗集《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唐山出版社
（7）马永波：《谈近年写作的客观化倾向》，载黄粱主编《地下的光脉》P79。
（8）翟永明的《土拨鼠》载闵正道主编《中国诗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9）姜涛《秋天的日记》载《诗探索》1998年第三辑
（10）南野《狩猎者》 载《纯粹与宁静》长江文艺出版社
（11）欧阳江河《玻璃工厂》 载唐晓渡主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2）穆旦的诗  载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