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述现代汉诗的元文学倾向，无疑是反照现代汉诗及写作观念的一面聚焦之镜。虽然能称作“元诗歌”的诗毕竟不多，但现代汉诗所面临、置身的矛盾关系、多重语境，以及凸起的自我意识却是共同的。因为言与意，词与物，叙与议，隐与显，虚构与真实，整体与片断，写作与阐释等等关系，其传统意义上的统一性已越来越可疑、越来越不可靠了；并且，它所长久遮蔽的差异性和对峙性已将自我圆足的“蛋壳”啄开了裂隙。这个裂隙在元诗歌或者具有元文学倾向的文本中得到形式上的确认、容纳与重构：对峙性更多地转换成对话性，现成性更多地让位给可能性，述它性更多地凸现出述已性。

　　对现代汉诗的元文学倾向的考察，还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追究：

　　第一，这一现象的产生，既与西方现代诗存在互鉴互动关系，同时也不可忽略当下文化／历史语境所呈露的本土性和生态性。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诗因历史原因造成的中断和异化状态，逼迫自觉的“地下诗人”对诗歌进行痛苦的反思。如穆旦写于1976年的《诗》：“诗，我要发出不平的呼声，／但你为难我说：不成！／／诗人的悲哀早已汗牛充栋，／你可会从这里更登高一层？／／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从未开花、结实、变为诗歌。／／你可会摆出形象底筵席，／一节节山珍海味的言语？／／要紧的是能含泪强为言笑，／没有人要展读一串惊叹号！／／诗啊，我知道你已高不可攀，千万卷名诗早已堆积如山：／／印在一张黄纸上的几行字／等待后世的某个人来探视，／／设想这火热的熔岩的苦痛／伏在灰尘下变得冷而又冷……／／又何必追求破纸上的永生，／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12）

　　在这里，诗的生存与人的生存因相互背离而加深了各自的悲哀。同时，诗人同诗的对话与诉求，突现了诗人对诗的痛切思考  ：既有对伪诗、浮夸诗的厌恶、嘲讽，也有对不关痛痒的“名诗”的质疑，以及对心中诗神的呼唤和绝望。尽管这首诗尚显直白、粗糙，但它作为朦胧诗的先声而显示了重要性。很显然，回归人本和回归诗本，二者是相互关联、不可隔裂的，这是元文学得以自发产生的内在根由之一，尽管在压制、剥夺中呼唤与抗争的回归之路只能是曲折同步的历史过程。在九十年代，周伦佑诗作的元文学色彩增强的内在原因，必须到他个人的生存遭际中去寻找。如他的戏仿类作品，如《仿＜江湖乱＞酒令＝、《对一种意识形态的仿写》等诗；暴露写作程序类作品，如《主题的损失》、《圆桌主题》、《对石头的语义学研究》等。“写这首诗时，我的心境平和／窗外的那些事（屠杀、监狱与战争）／已暂时忘却。只关心一个主题的／圆满呈现，让更多的人知道并懂得／一张圆桌的必要”（13）（《圆桌主题》），显然是在指斥一种文化观念的同时，辛辣地剥解与反讽一种苍白、圆滑、忘却生存的诗歌写作态度。

　　第二，无论古典诗还是白话诗，都有以意象为基点、以隐喻为思维方式和营构方式的沉厚传统。而以思辨性话语或批评性话语嵌入、贯穿诗歌肌质的诗文本，使之相互纠结，抵制，并局部裸现文本操作过程，叙与议，言与意，隐与显之间形成对峙或对比，有助于创设一种矛盾的，多维的开放性语境，其中思辨性语式总是略显优势，并带有某种喜剧性的反讽色彩。对现代汉诗而言，这意味着形式上的拓展，有助于改变“作茧自缚”的传统运思方式和结构形成。

　　例如，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当一只乌鸦 栖留在我内心的旷野／我要说的     不是它的象征 它的隐喻或神话／我要说的只是一只乌鸦 正象当年／我从未在一个鸦巢中抓出一只鸽子／从童年到今天 我的双手长满语言的老茧／但作为诗人 我还没有说出过    一只乌鸦。”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过程（14），即是清除积淀于“乌鸦”这个词隐喻文化语义而归向本原的过程，也是诗人与写作、文本进行对话的过程。这显然是与“隐喻”传统对着干的。于坚自信找到非非主义“还原理论”在文本操作上急欲找到而没有找到的一条幽径：隐喻性话语与剔除性话语相互并置、交错，以否定方式达成物性“乌鸦”的肯定性呈现以及诗学批评性眼光的冷峻凝视。正如他自己所言：“创造的还原只能是一种理性的、有意识的、控制的方法。方法并不是工具或武器，它就是诗的栖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