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现代诗的元文学倾向，常常是从虚构与自在、想象与真实、词与物、言与意、传统与现代 、文本操作与阐释等关系入手和展开，在二者之间形成沟通或“短路”，并据此营造一个复合的、多维的或反讽的空间。这一特征是与现代哲人对语言的思考从而引发语言意识的更新密切相关的。语言是存在本身既述它又自述，既镜映又折射、既澄明又遮蔽的到来。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被动反映一个清晰而有意义的客观世界的论点已经站不住脚了。比之元小说，现代诗在构建多维的、超越性的更高真实方面具有本已的优势。从上述例子中已可见出。又如，美国诗人斯蒂文斯对《看黑鸟的十三种方式》和《弹蓝色吉它的人》等诗作了如下解释：“我想写的是四件事：1、现实；2、想象；3、两者的关系；4、主要是我对这三者的态度。”（5）诗人对上述关系的探寻，直接投影在形式／语言上并呈意晕扩散状态，使之焕发出不可言说的神秘和魅力，达到最高的虚构便是真实本身的程度。

　　马永波在《词语中的旅行》一诗中，可以视为从“词语”和“事物”两头双向进入世界的“旅行”：“最后留下的只是词语，让你完成一个／可疑的文本：一座夕光中的老房子”，“何处存在那意义确定的词，对应着／触手可及的事物：杯子、铅笔、光滑的腿弯／你遇到的每一个词都象一个人，透明／在车灯和纷纷雪片中／似曾相识的表情开始出现”，“而随手改动一些词语，就有一些事情发生”，“词语带着我们向不可知的结论滑行：／一块已出售的空地，抛弃着废轮胎／棉纱，拉直的弹簧，和油污的手套……”（6）。诗人时刻让读者注意到诗歌写作作为一种语言的事实，它与事物存在着既对应又互否，既错置又连贯的关系。由此不难看出九十年代诗人不断增强的语言意识已通过文本表现出来。

　　其三，与传统诗歌隐藏写作程序／技巧相反，元诗歌裸露或戏仿写作程序／技巧，或者直接与阅读对象进行对话，在文本与写作文本的行为之间形成错置、矛盾或解构关系，造成一种突兀、反讽、间离的效果。诗人马永波将这一叙述称作“伪叙述”，并对此作过清晰的表述：“它区别于传统叙述之处，在于它重在揭露叙述过程的人为性与虚构性以及叙述的不可能性，它是自否的、自我设置障碍的、重在过程的叙述，它将对写作本身的意识纳入了写作过程之中。凭借提示出诗是一种发明，将注意力引向文本的技术和自治，或者将注意力引向理解的问题上来”（7）。在他的《纯粹的工作》、《寒冷的午餐》、《简历：阿赫玛托娃》、《散失的笔记》、《哈尔滨十二月》、《本地现实：必要的虚构》、《11／20／1994》、《伪叙述：镜中的谋杀或其故事》等相当数量的作品中，都贯彻了他的这一诗学主张。

　　于坚在《事件：寻找荒原》中，则穿插着对一种浮泛的抒情写作的调侃：“到处都显示着史前的征兆／而我作为诗人 一个闯入者／站在它们的外面不知应该从啊开始呢还是从哦开始／依着惯例  我还是从啊开始  当我才拾到  这个鹰这个音节／一只黑兽就撞入天空。”在翟永明的《土拨鼠》中，用“一首诗加另一首诗是我的伎俩／一个人加一个动物／将造就一片快速的流浪”，“这首诗写我们的逃亡／如同一笔旧帐”（8），不断让我们意识到写作程序和诗人内在灵魂的自我放逐性。

　　姜涛的《秋天日记－－访路易斯·麦克尼兹》一诗，明显是对英国诗人路易斯·麦克尼兹的同名诗作的戏仿、辨否和重构。不仅挪用了麦氏的诗题目，而且第一行“八月快过去”，变成了“八月已经过去……”，全诗不断在现实的物象和写作的隐喻相互扭结之中展开、延伸：“八月已经过去  更换的稿纸上／依旧是渺无人迹的热带／精确的描写带来幻觉／无边的现实有了边缘／那曾经在笔尖下渗出的院落／而今 是否已租给了别人／他辞退了鹦鹉      哄走了黄鹂／又将马那斯派的夜莺／当作一笔外快寄回了老家”（9），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文本、写作与阅读、传统与前卫、焦灼与机智等一组关系的双重关联，在诗歌的行进中纠结、闪烁和反讽。显然，麦氏在诗中探究了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精神危机，而该诗对写作中的写作者及其写作的立场、方式和复杂身份作了精微的个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