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即使这样，人们也可以指责说我们谈论的中国只是事实的中国，它没有思想独立的意义，也没有美学上的意义。这样的指责当然是很方便的，甚至好像还和事实的距离不太远。因为有很多东西太好指认，因为我们玩的都好像是别人玩过的，我们说的也是别人在说的。而恰恰我们的祖宗可不是这样，孔孟老庄所玩的，从来没有别人玩过，也玩不来，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所玩的，也是绝对独立的一份，哪里也不可能出现。但就是这样我还是无法认同如此的指责。因为同样的指责也可以用在对西方文学的诘难上，我们也可以说那些西方人现在玩的一点也不莎士比亚，一点也不帕斯卡尔，也一点不但丁，不彼德拉克。但是有必要这样做吗？因为不管他们是不是像他们的祖宗那样，他们仍然在我们的眼里代表了西方。就像庞德这样的诗人，以及他之后的金斯伯格、斯耐德这样的诗人，不管他们从孔孟之道、佛教禅宗，从中国诗歌中汲取了多少养料，他们还是明明白白的西方诗人。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中要想解决的是西方的问题，至少是他们所理解的西方的问题。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譬如以最近的诗歌写作潮流来说，我便看到不少身在国内的诗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汉语的承载力的探究上，对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关系的解析上，以及把注意力放在对历史的再认识上。他们正是想要在发生剧变的时代里，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而言有效的叙述。这些还不“中国性”吗？

　　从态度上讲这是更务实的态度。谁都知道当代中国语言是在混生的状态下发展变化着的，并且好像越来越趋于工具理性而不是审美维度。有些人对这种状态很恼火。但是，应该看到正是这种混生的语言是当代中国人思想情感的表达工具。面对这一事实，对承载力的探究不能不说是有意义的，它将使我们在达到表达的有效性上更有把握。同时，从用的角度看，只要是能够被用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和审美观的，为什么不好呢？我相信，那些近两个世纪以来进入我们语言的外来词——光十九世纪一位意大利人统计就有上千个，二十世纪当然肯定更多——不会是没有道理的。而对于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关系的解析，哪怕是从场景的意义上也会使我们看到一种“此在”的呈现，谁又能够说我们个人经历的具体的一切不是属于自己的呢？就像不能把发生在北京的事，说成是发生在纽约的吧。再之，对历史的再认识，这是重要的，它来自于一个前提，即历史为今天服务，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今天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历史”，有人说过无论什么时代，写作都必须具有历史感，其实这一所谓的历史感，就是它与今天的内在的关系。哪怕就此来谈传统的继承，也不是继承它的伟大，而是继承它的有用。那么，“中国性”为什么不可以说成是“有用”呢？在一种哪怕功利主义的意义上来谈问题，如果今天当代诗歌是在“有用”的前提下展开的，即它是以解决生活在具体的文化场域中的人对世界的认识的，那么就应该承认在这种情况中，其价值的合理性。

　　有时候我就觉得荒唐，凭什么别人反而好像更有资格来指责我们呢？也许从旁观者清的说法来看，他们的确看到了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但如果他们据此便认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中国，或者说中国已经成为他们说出的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让我信服的。这就像我不能信服斯蒂芬·欧文在他的文章中对当代中国诗歌的指责一样，尽管他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为中国指出了一个过去存在的标准。因为我觉得当他们在说这样的话时，好像忘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历史的发展是很难以规定性来对之做出要求的，它的构成更多的是由现实因素来决定的，谁也无法拿一个理想的中国来替代一个现实的中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搞懂，难道我们比他们更不希望中国的理想化吗？很显然，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一个理想的中国的存在了。这么些年来，我的确看到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探寻着一个理想中国的存在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应该怎样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现改造已经成为事实的中国的可能性。再怎么说，也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告诉别人，一个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更有资格。而说到底这还是一个自信不自信的问题，或者说信念的问题。我们的确应该相信通过我们自己对置身其间的中国生活的述说，使别人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中国是我们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