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说，文化的需要首先是一种内在需要，是这种内在需要构成了它产生的动因。如此一来，即使就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言，文化生产也不能够成为一种物质产品似的东西，可以通过看别人的需要，以别人下的定单来生产。如果真得那样，不要说文化的责任和价值无可言说，就是它的自尊也无处存身。我相信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伟大文学，从来不是考虑了超越其语种，在它之外的文化是否认同这样的问题后，才产生的。如果那样，产生的东西恐怕就不是文学了。文学的产生，哪怕从功能的意义上讲，它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与它有关的，应该是来自于自身内部的问题意识。这一点，杜甫是如此，但丁也是如此。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我对那些指责国内的诗人不关注“中国性”的说法不以为然。国内的诗人，或许没有身在海外的诗人那种不被认同的感觉，或者说那种感觉由于没有置身其中而不是那么强烈。但是，置身在民族文化的场域内，感受到这一场域内种种事情对人的精神的刺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认清存在于具体时空中的文化问题，使自己的写作当得起“中国诗歌”这一指称，仍然是这些诗人一直想要做的，并一直在做的事情。过去二十年间的情况也能使人看到，那些获得了人们赞赏的诗人，无论是后来到海外的，还是一直在国内的，原因无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让人感到解决了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无论从文化上，还是社会状况的意义上，都能够反映出一种需要。即使是今天一些治诗歌史的人，在谈论一种诗歌价值的存在时，所用的方法也是将之放在一定的文化场域内，然后看其在这样的场域内所产生的效应，来做出判断的。

　　早在几年前，正是由身在国内的诗人们提出了“中国话语场”这样的概念。而且他们也对这一概念产生的缘由，其中所包含的理论意图做出过自己的解释。别的不说，他们为什么会感到存在着一个特定的“中国话语场”？提出是为了解决。“中国话语场”的提出，当然是基于的确存在着一个被这些身在国内的诗人理解到的，由现实构成的“中国现实”，这一“中国现实”的确有自己的问题出现，它的意识形态、它的商业发展，它的道德观，以及由这一切催生出来的人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无一不让人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形态上与别的地方的不同，非常特殊，具有无可混淆的征象，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就与别的地方不同。而且这一“中国现实”不单从文化上，就是从具体的人的生活上，也对与之发生联系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单影响他的日常行为，同时也对他的思想方向产生着影响。根据“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样一种认识，我们的确可以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如此不同的构成我们生活的事景，这种事景必然要求对之做出解释，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释。如果这样我们置身其中的中国还“不中国”的话，那么也就不知道什么才中国了。我们不能以已消失的过去来解释自己的生活。

　　这样一来，我更愿意承认的中国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中国，就是我们看到的以各种事情的发生构成的中国，虽然人们可以反驳说：无论是现代商业机制、还是现代文化在大众层面上的运作方式，甚至是它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受到了太多的西方，譬如美国式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些看得见摸得着，对我们而言来说具有一种国家现实形态的东西，的确应该被算作是中国形象的。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一个另外的中国存在。虽然，为未来着想，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更加理想化的中国才更中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中国应该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有一种更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好比说它应该体现出的是孔孟之道或老庄思想对国家形态的认定。但此在的中国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逃避的事实。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中国”。这样的一个中国，由于我们身在其中，经历着它的一切，很多经历还具有被迫的意味，所以就是我们不想“中国性”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已经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反应之中。我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导出的一切关于生活的认识、反映和态度，就是“中国性”，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来自于它。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不管别人认为这样中国不中国，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我相信，我们有权利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