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要真正追寻“中国性”的实质是什么，对于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它涉及到现代诗歌的源起，乃至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成等诸多问题，太大了，我自认从学识到能力都力所不及，另外，我也不想去彻底追寻，我宁愿就事论事。我仍然认为那种指责国内的诗人不关心“中国性”的人，说出的与事实不符。我甚至认为就“中国性”这一问题来说，我们仍然有必要分辨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什么是“中国性”，它是一种文化精神呢，还是仅仅是一种形式样态。其实这才像是问题的实质；即在文化场域的意义上，有没有一个被规定的中国形象？如果有，这一规定是谁给出的？为什么给出？它对中国和世界有什么意义？不管听到的事实确不确切，这些年来，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知道造成海外一些中国诗人关于“中国性”焦虑的原由主要来自于西方，即来自于这些诗人所置身其中的异文化语境。正是由于在别人的国土上，一种由别人根据对中国古代的认识想象出来的“中国形象”，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中国，使得这些海外诗人的身份成为问题。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别人的想象，那么其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包括他的诗歌的意义，都普遍地遭到怀疑。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因为不被认同，又十分想要被接受的心理在起作用，也不能简单地、傲慢地认为这种由别人的想象制造出来的“中国性”是无聊的，一点也不中国。但是我仍要说，这是谁的中国？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在于此，我们将怎样认同什么样的“中国”才是“中国”。

　　是啊！什么样的“中国”才是“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应该被提出来的。很显然，在我们的眼里，像某某那样的，以先秦文化作为自己写作的背景，让西方人感到很中国的诗歌，并不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因为进入当代社会后，中国这样一个国度，无论在思想的向度、方法，以及思想的结论上，都与那样的一种东西相距甚远，至少，在具体的国家文化的发展进程上，当代中国不是以那样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如果说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是对“中国”的最好的阐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走向的歪曲，至少是一种后退似的描摹。我也知道，某某自己有他的一套道理。他一直认为正是在当代文化的进程中，中国已经过多地丢失了作为中国的传统，而他自己的工作正在让丢失的中国重新被找回来。应该说他的想法并没有错，因为从事实的角度看，一般的人们的确认为曾经存在着一个更中国的中国，像孔孟的中国，老庄的中国，或者说从诗歌来说，魏晋南北朝、唐宋的中国。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或者我们说，在国家历史的进程中，真是有一个需要被确定的不变的固有形象，我们只能靠这样的形象来确立文学的位置吗？也许正是在这一认识上，不同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而且到了当代，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并不单纯是内力来驱动的，同时还必须是在一种与外力的对峙、交融的关系中来定位和发展的。

　　我不知道当年胡适、鲁迅他们那一代作家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但很显然，他们没有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惑，反而感到过去的中国的东西，从形式上已经不能承载变化了的现在。尽管今天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把鲁迅看作二十世纪最能代表中国的中国作家，但谁也知道鲁迅的小说写作，其叙事来源，即方法并不是纯中国的，苏俄文学，甚至是东洋文学对他的影响均显而易见。而像他的《故事新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改写，也是与人们在普通意义上理解的传统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对传统的反动。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指责鲁迅“不中国”呢？反而谁都将鲁迅看作是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甚至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就被称为民族魂。何以鲁迅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使其写作获得价值的内在奥秘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以鲁迅为镜鉴，从他的身上也许可以或多或少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性”的确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通过对表面的东西的强调来确立的。如果仅仅是看表面，那么二十世纪几乎没有一个从事中国文学创作的人，可以被认定为具有“中国性”，像写诗的穆旦、冯至、卞之琳，写小说的沈从文、巴金，他们没有一个不是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从中汲取了养料的。正是因为如此，如果真要强调“中国性”，我宁愿将对“中国性”的强调看作是对“中国问题”的追寻，即在什么情况、什么意义上，文学解决的问题是迫切的，对一个民族而言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