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 

◇钱文亮

　　摘要：近几年来，受学院体制、资本逻辑、大众媒体、网络空间与政治威权等更多种力量的介入、拉取或鼓舞，“共识”破裂之后的当代诗歌实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但与之相悖的是，当下诗歌批评却反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本体论化的倾向，一些批评家在以“道德归罪”的习惯和传统的阶级论视角谈论诗歌与现实、历史和文化等之间的关系、臧否不同的诗歌现象时，被种种新本质主义“身份学”、“立场学”和“政治正确”所迷惑，明显忽略了现代诗学问题的复杂性、诗歌方式的特殊性和中介性。本文的写作在辩析“草根性”写作、“打工诗歌”和“中产阶级趣味”等批评概念的基础上，反思了近几年诗歌批评中所存在的问题，重申了一种理解现代性悖论机制与合法性危机的诗歌批评意识。

　　关键词：草根性；底层生存写作；道德归罪；阶级论；现代性；批评意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硝烟尚未散尽，“共识”破裂之后的诗歌实践，或受学院氛围的支持，或因民间资本的介入，或受大众媒体的引导，或为政治威权所鼓励，尤其是受益于网络空间的自由，面目越发暧昧。在此情形下，诗歌批评一度显得窘迫无措。然而，随着文化研究这一超级学科的迅速崛起和冲击，以往的文学观念、文学视野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与批评，特别是因为受全球化浪潮冲击而益发强烈的本土意识，因社会贫富分化而激发的现实关怀，却使短暂晕眩后的诗歌批评获得了新的话语资源与命名冲动，于是，有了“草根性”写作的提出，有了“打工诗歌”和“底层生存写作”乃至“新批判现实主义”的倡导，以及对所谓“中产阶级趣味”和“小文人诗歌”的激烈批评。

一、“草根性”说法：问题何在？

　　在近几年的诗歌界，《天涯》杂志主编、诗歌评论家李少君所提出的“草根性”说法，影响广大。虽然李少君的言论(1)明显受国际汉学界激烈否定新诗的观点的影响，但他在此基础上提出将“草根性”写作视为新诗发展的正道，却是分外引人瞩目。
　　如果不是以“观念性”／“草根性”的二元对立作为新诗史描述结构、并将新诗受西方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视为新诗发展的历史“误区”的话，李少君提倡的“草根性”写作可能并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争议。甚至可以说，在今天全球化、资本化力量日益强盛的现实文化语境中，相对于其他概念，“草根性”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有阐释力、比较中性的说法，可以看作诗歌界对当下现实所作出的正面回应。而且，其提倡者李少君将之与个人经验、生命冲动、地域背景、生存环境和传统之根相联系，在诗学意识上既与“第三代诗歌”中强调本然生命的一脉相承续，又有对１９９０年代诗歌“个人化写作”理念的采纳与吸收；同时，这一说法也很容易唤起长期积淀于国人文化心理的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无意识”，迎合社会各界对于诗歌“介入性”（“及物性”）和本土性（“民族性”）特征的阅读期待，暗合关注苦难与底层的社会主导舆论，甚至还可以被理解为对先锋诗歌写作中“不及物”倾向和“技术主义”倾向的含蓄反拨，包含着诗人对于自然大地、生命存在及其身边细微之物的价值关切或悲悯情怀……由此看来，“草根性”的概念有其一定的诗学渊源与文化轨迹。除此之外，“草根性”的提法也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为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歧见日深的文坛各方展开自己对于诗歌的不同诉求与想象，搭建一个共同的话语平台。正因为这样，上至中国作协，下至许多民间诗歌群落，都表现出谈论“草根性”概念的巨大热情(2)。
　　但这一概念的意义也仅限于此。因为它包的东西太多，对诗歌的期待太多——虽然它并不想为诗歌制定清规戒律。而且，从李少君所列举的具有“草根性”写作倾向的诗人名单(3)来看，与其说他们“均表现出某种共同的新的倾向与追求”，不如说表现出的是相互之间从诗学意识、审美趣味到艺术追求等各方面根本性的差异。如果笼统的说“他们的诗，具有了某种原生性和深度，一种将个人的独特内在的生活、经验、脾性甚至背景自然地转化为诗的创造性与独特性”，那么所谓“草根性”的特点又实在没有什么新的特点（仅仅是换了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这种东西难道不是每一个诗人都必须具有的艺术自觉和写作目标吗？对于一个进入诗歌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他应该遵循的基本的艺术准则。所以，相对于复杂万端、异彩纷呈的当下诗歌实践，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诗歌概念，“草根性”因其明显的外延模糊、指称对象含混等问题，而最终成为一个自我稀释的空洞的能指。
　　反思“草根性”的问题，不难看出，这一概念并非产生于诗歌实践的内在困难——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已经在路数不一的各种诗歌探索中不同层次地得到了触及和处理，只不过一直没有得到集中，更没有被提升为一个笼统的“共名”(4)。那么，作为风行于台湾上个世纪70年代现代化运动、基层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个文化政治概念，“草根性”能否借用为新世纪汉语诗歌写作的一个时代“共名”，显然是颇为可疑的。从这一概念在台湾的语源及其应用来看，“草根性”在社会分层上指称与精英分子相对的市井小民组成的底层社会，在文化的历时性区分上指称与西方文明相对的“在地性”（即本土性）传统文化，在政治结构中指称相对于官方的民间文化，在文化品质上指称文化较少的原始的生命力。所以，作为一种文化的品质构成，“草根性”固然具有冲击僵化文化秩序的解构性活力，但其本身的低俗、粗鲁、劣质，更容易与非理性的“民粹式”思维结合，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从这一点来说，在新诗经历了“非崇高”、“非理性”、“反文化”的1980年代诗歌运动之后，在自然生命的直接性“体验”已经成为合法挥舞的大棒的今天(5)，“草根性”对于诗歌实践能有多少助益，的确是大可怀疑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少君在提倡这一概念时，为强调其重要性，以“草根性”／“观念性”的二元对立结构梳理新诗发展的历史脉络，甚至将“草根性”写作视为新诗从“观念性”“误区”中转型的高度。这种将适用范围有限的特殊概念泛化绝对化、草率树立评判标准的方式，已经弄巧成拙地抵消了这一概念本身所可能具有的启示性蕴涵。

二、“底层生存写作”，什么样的诗歌“写作伦理”？

　　如果说，在目前诗歌批评并不景气的情况下，“草根性”还算是一个比较开放、具有一定启示性的概念的话，近年来比较热门的“打工诗歌”和“底层生存写作”等说法则需要打上更多的问号。
　　尽管因为“打工诗歌”特殊的题材背景与道德敏感性，对此不宜作过多的诗学辨析，但对于一些诗歌论者把它视为诗歌“再生”的新大陆，刻意强调它与所谓“技术主义”的对立等(6)说法，笔者还是不敢苟同。作为对弱势的“打工者”群体的道义声援，重视“打工诗歌”、固然值得赞扬，但如果因此而将它提升为关乎当代总体诗歌实践的某种宏大叙事甚至于裁判标准，恐怕就太过矫情而危险，即使把它升华成更为动人的“底层生存写作”。至于“打工诗歌”提倡者所作出的一些论断，诸如“中国主流诗人集体性走上了技术主义道路”，“一些掌握了‘话语霸权’的形式主义者对打工诗歌与打工诗人的全盘否定和居高临下的冷嘲热讽，让我们看到了技术主义在诗学上的反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等等，已经不仅仅是言过其实的问题了(7)。

　　不可否认，无论是“打工诗歌”抑或“底层生存写作”，在当下中国都具有呼应普遍性的社会伦理吁求、直接介入现实的正当性，也连系着新世纪以来理论批评界重建新的文学视野、丰富理解文学的方式、导引文学进入深广境界——这样的企图。但我的怀疑与问题是，如果没有近年来蔚然而成的整体性社会话语风尚，批评家们会否热衷“打工诗歌”之类的说法？提出这一点，并非为了简单地评判什么人的是非，而是由此想说明，无论一种说法怎样动听，当它已经成为风尚或时髦后，诗人与批评家都需要给予更多的警惕与反省。与整体性的社会话语风尚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是一个诗人或批评家起码的自觉，是检验其是否具有韦伯意义上的诗歌职业伦理或“责任伦理”、是否真诚的基本尺度。正如诗人凌越所言：“如果你足够真诚和敏感的话，那些苦难和时代的脉动会自动投身到你的诗句之中，而且遵从着‘美’的考问，根本无需做出那样外露和不得要领的标榜。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诗人，倒往往是一些貌似冷漠的离群索居的遁世者，比如荷尔德林、狄金森、卡夫卡、佩索阿等等”，如果诗歌“所持的道德立场和社会的主流立场没有明显的差别，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立场就失去了原本该有的道德张力，最终变得轻浮和有几分投机之嫌”(8)。换句话说，无论是伦理意识还是艺术观念，只有当它是从诗人或批评家个体内心顽强生长出来时，它才可能是有效的，才可能真正提升诗歌的品质。即便是这样，这种基于诗人或批评家个体经验而生成的特殊意识与观念，能否成为普适性的规范、法则甚至“真理”，也仍然是需要受到严格怀疑和检测的。
　　然而，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在使用“底层生存写作”概念进行诗歌批评时，恰恰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近年来，张清华据此将重点转向对所谓“中产阶级趣味”的猛烈抨击，使得问题愈发凸现。
　　如果追索思想文化渊源，无论是“底层生存写作”概念还是“中产阶级趣味”，张清华所集中阐发的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199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学界重审左翼文学经验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遗产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也与近年国内文化研究热中引入葛兰西和印度庶民研究（又称为贱民研究或底层研究）的视野直接相关。从这一点上看，这些概念并非简单的针对诗歌实践问题而提出，其本身即聚焦着当下众多人文学者特殊的文化想象与政治诉求；不仅如此，也因为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下国人的公共经验，从而变成为社会各阶层都能够参与的公共话题，所以，很快便引起诗歌批评界内外普遍的反响与推崇，类似的言论一时间层出不穷，而其中最极端的，果然出自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在2006年第5期《西湖》杂志上发表的长文《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在直接将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定义为一座无意义的喧闹“空山”，并将这期间的诗人判定为以“后七十年代诗人”为主体的“新兴中产阶级”(或译作“新生小资产阶级”)予以垯伐的同时，对郑小琼、卢群等打工诗人和纯然以传统农村和农民为题材的杨键、泥马度、杜涯等几位“乡土的忠实的歌者”，以及被误读为写底层的雷平阳、李南的诗歌进行了大力推举。

　　不过，尽管许多批评文章都以“关注底层”为口号，但相比较而言，在学术性和影响力上均未超出张清华的系列论文。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文学研究者，在较早引起反响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一文中，为了证明“打工诗歌”(9)所带出的“伦理问题”的“庄严可怕”，张清华在将现代文学史上对底层劳动者的书写归纳为鲁迅等带有拯救意识的悲剧性书写，和沈从文式的诗化处理——这两种写法之后，提出了另一种“在现时代最朴素和最诚实的写法”——“打工诗歌”这种再现和呈现式的表达；张清华认为，不同于“中产阶层趣味”写作本质上的虚伪性，“打工诗歌”真正符合“现实”“真实”这一写作者基本的伦理标尺，达到了应有的深度——因为所谓“深度”就在“底层的现实”中。
　　也许是意识到简单地以题材内容抬高诗歌写作的价值，容易重蹈当年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覆辙，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一文中表现出颇不自信的犹疑：除了经常在“打工诗歌”与“底层生存写作”之间跳来跳去之外，张清华一方面强调“写作者的身份”的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也可以不那么重要，他只要是在真实地关注着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就可以了”；所以，杨克同柳冬妩、宋晓贤、卢卫平、游离、马非一样，都是“打工诗歌”，伊沙的《中国底层》当然“相形之下，写得更好”，“这就是还原到生命个体的真实！”
　　然而按照张清华莫衷一是的“身份”论，读者很难弄明白杨克、伊沙这两位成名诗人的“关注底层”与鲁迅等人的关注方式有什么区别？也不太清楚张清华为什么敢于断言杨克、伊沙们的“底层生存写作”就比鲁迅等人的更“真实”？——实际上，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诗歌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来自这种被动跟从现实、将现实作等级化、本质化的“真实”观。 

　　当然，作为一个经历过１９８０年代诗歌启蒙运动的文学研究者，张清华不会意识不到将“打工诗歌”的特殊性放大为普适性的文学法则或“伦理”的牵强生硬。为此，除了将“打工诗歌”悄悄置换为相对开放的“底层生存写作”命题之外，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一文中，张清华更多的是将“打工诗歌”与“生命”、“命运”、“生存”这些“初始的概念”相联系，特别是“命运”这个概念——因为“命运正是诗歌的母体。历史上一切不朽和感人的写作，都与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我们的时代，职业却连着命运”。通过“我们的时代”这座桥梁的托举，“打工”、“职业”、“命运”与“历史上一切不朽和感人的写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过渡或汇合，那么由此一来，无论把“打工诗歌”／“底层生存写作”怎么往高处大处说，也就不足为奇了——按照张清华的逻辑，“打工诗歌”／“底层生存写作”岂止是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叙事”，你就是说它挽救了当代诗人的道德良知与整个“病入膏肓”的当代诗歌都“并不为过”。

三、 什么样的“中产阶级趣味”？什么是严肃批评家“真正的敌人”？

　　既然有了从“打工诗歌”／“底层生存写作”那里抽取出来的“现实”“真实”这一把基本的伦理标尺，张清华也就不难量出“我们时代的写作中的中产阶层趣味”及其“本质上的虚伪性”，发现“中产阶级趣味”成了大多数写作者、尤其是成名诗人的普遍病症——以此类推，谭克修、沈浩波等也不难量出“与现实和大众非常隔阂”、“没有真正的具体的面对现实”的诗人之“小”(10)。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张清华抨击的诗坛病症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一文中的“中产阶层趣味”上升到了后来文章中的“中产阶级趣味”(11)，这种关键概念使用上的一字之差，实在过于随意或儿戏。尽管他在文章中表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在行文当中，却仅仅引用了一段美国人丹尼尔·贝尔的话，就把它轻巧地打发了。
　　实际上，尽管问题比较复杂，但人文社科学界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及其文化、“趣味”的研究却能足够证明：张清华所说“今天的中国也已经界临了这样一个时代”——贝尔所针对的美国中产阶级“日益丰裕”的一个时代（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0%)，这一点并不符合事实。“所以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更多的变成学者争议、媒体炒作和国外学者研究概念”(12)。     
　　另外，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姑且借用这个时髦的名称）也决非张清华所言，是从“很不合理的分配中分得了一杯羹”，“在政治上还是孱弱、苟且和暧昧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情况看，中国的“中产阶级”既非一个静止的本质化概念，也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以1992年为界，此前进入中间阶层的群体，大部分人倒的确是因为与权力中心特殊的关系，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在不够合理的财富分配中，迅速攫取了最大量的社会财富。但这一部分人与其称之为“中产阶级”，倒不如将之归入上层“资本集团”或特权阶层更恰当。
　　但按照张清华的行文逻辑推，他真正想批评的应该是1993年以来至今形成的新中间阶层。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张清华的批评表现出“荆柯刺孔子”式的荒诞。因为这样的一个群体不仅与那些特权阶层大不相同——他们主要是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作为“软资本”在有序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在政治上”与精神“立场”上也并不符合张清华的论断。张清华以丹尼尔·贝尔的话来论证（中国）“严肃批评家”也应该以“中产阶级文化”为“真正的敌人”，这种结论是非常不严肃的。这是因为，今天的新中间阶层，即使符合“中产阶级文化”，在目前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中，它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力量。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均表明，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往往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韦伯和米尔斯关于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的担心也并未成为事实；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死亡(13)。
　　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情况尚且如此，作为一个在特定的时期（多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浓缩期）和混合制度（市场与计划）下快速衍生的多元群体，中国“中产阶级”的文化与趣味问题都远非张清华所说的那样单一、绝对。因为在这个由不同群体混成的“阶级”中，其内部的文化、品位、价值观念并不同质，能体现这一“阶级”整体性特征的生活方式与品位也并未成型。而张清华仅仅依据《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书公布的调查结果——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以及该书作者之一沈辉所谓当前我国的“中产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的结论，就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在经济地位上的中产阶级化，却早早地实现了在精神和文化趣味上的中产阶级化”，实在是过于匆忙和武断。
　　按照张清华的说法，他所攻击的“中产阶级趣味”实际上应该是费瑟斯通所揶揄的新型小资产阶级——他们拥有很少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却渴望自己比本来的状况要更好，因而一味的对生活投资(14)。但这种喜欢享受的“小资”恰恰与“中产阶级”相距甚远，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也并未成为主流。就像那个可疑的数据一样，张清华所谓“我们时代的诗人和写作者集体向着‘中产阶级’的趣味滑行”之类的全称判断，实际上已经以真理的伪装形式，将真实与真理革除到了门外。

四、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诗歌批评的危险之旅

　　在张清华等人的诗歌批评中，有许多整体主义思维模式下做出的全称判断：什么“诗歌普遍地患上了苍白与虚浮的病症”，什么“冷漠是艺术的真正敌人”，什么“是物质的富有带来的相应的精神贫困”，诸如此类充斥强制性和指令性的命题和判断，为了简明而牺牲复杂，为了抽象而牺牲真实，严重抹杀了近些年来诗歌自由多元发展的事实，贬损了众多诗人艰苦寂寞而执著的诗艺探索，这种论断方式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将具体历史时期条件本体化的狂妄与僭越。
　　但问题还并不止这些。从上述言论在诗歌界的受追捧，恰恰说明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发育不足，说明知识分子“观念人”的传统仍然影响巨大。这种产生于传统社会结构之中的知识分子“观念人”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在中国当今社会，由于出现了发展中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两极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种种矛盾，使传统的观念型知识分子具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进行诠释的巨大机会，使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用武之地(15)。然而，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虽然仍需要这种保持道德热情的知识分子，但这却并不能因此而得出只能以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而对专业人员的方式大加排斥。遗憾的是，在近年的诗歌批评中，以传统的题材论和时代论等集权话语，用经历、出身、阶级、性别、职业等来谈论当代诗歌，以对“实际生活”、“生命体验”、“命运”和“技术”之类的粗糙理解来否定、贬斥诗歌对生命的多种表达，简单化地贬低诗人们从诗歌的个性、特征、独特性和自主性的角度去探询诗歌，伦理化地斥责批评家对于诗歌文本的“技术”研究的提倡，已经蔚然成风。在这种诗歌批评中，“技术化”或“玩弄修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讨论的美学问题，而俨然成为精神堕落与道德不良的红字标志。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刘小枫在研究叙事伦理学时所批评的“道德归罪”问题。在人民民主文化制度中，道德归罪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现实，也是罗蒂所说的“现代社会文化中的旧文化形式”。其最大的问题不是理解一个人的生活，而是习惯于依国家意识形态或普遍性的道德理想和典范，其他什么预先就有的真理，对个人生活作出或善或恶的判断；或者说，它所依据的是意在教化、规范个人生命感觉的人民伦理，必然会抹杀个体生命的具体性和差异性，它要使某一种道德理想成为绝对的道德神，对其他人来说，就出现了道德专制(16)。
　　如果将哲学家刘小枫的论述与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联系起来，人们会更容易明白近年来诗歌批评中道德归罪与“阶级”论调对于诗歌良性建设的危险性。在研究中国以德治国的官僚政治传统的多本著作中，黄仁宇曾经反复强调说，不是万不得已，轻易不要把具体问题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一味地强调某种价值观或道德观，结果势必会制造出太多的争论和对立，无助于认识历史和解决问题：“因为道德是真理的最后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17) 
　　除了将诗歌艺术问题道德化之外，“冷漠”、“苍白与虚浮”等也是近些年诗歌批评对诗歌文本中情感表现的普遍判断。且不说这些批评家对情感与诗歌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否单一狭隘，对艾略特以来现代诗歌在情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是否无知或故作无知，至少在将情感道德化或将道德情感化这一点上，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有所经历和研究的诗人、批评家都不难意识到它的严重问题。正如刘小枫曾指出的，事事都要问情感如何，是一种“心灵的恐怖”，双手沾满鲜血的狂热分子从来就吹嘘伟大的情感。道德专制与情感专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应当结束愚蠢的情感调查，学会让情感非道德化(18)。

五、结语：重建诗歌批评的现代性起点

　　综上所述，在当下中国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实践面前，在文学理论与研究发生重大文化转向的情况下，似乎是与复杂多元的诗歌实践背道而驰，近年来的诗歌批评反而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在一些时髦的批评家那里，对所谓“纯文学”观念的反思与批判，变成了对诗歌本体研究的轻薄与鄙视，对有本质化危险的“纯文学”趣味的超越变成了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甚至是庸俗社会学的深情怀旧与本质化回归；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一种取样式的论证逻辑，抓取浮世一角、只言片语，以一己之道德理想、情感形态及其表现方式，伦理化地贬损、诽谤诗歌实践和追求中的异端，甚至从所谓思想界的精神立场(实际是道德立场)或大而无当的泛文化批评视角，强横地宣称“从整体上说，九十年代的诗歌是‘流行诗歌’，媚俗诗歌”(19)之类，已经丧失了对于1990年代以来诗人劳动的起码尊重——实际上，当代诗歌经过1980年代对现代汉语诗性空间“运动”式的多方面探索实验，到1990年代时，在诗歌意识的成熟上、在对诗歌与社会现实、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等关系的深邃理解上，在诗性众多向度的恢复上，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的。而在这些以“道德”、“伦理”之名倾巢而出的喧嚣里，曾经受到严肃反思的道德全能主义和再现论文学观——这些“对智力和伦理的任何升华莫不敌意相对”(20)的诗歌天敌，再一次借尸还魂，张志扬所揭示的阻碍“个人的自律的自由”之“确立”，阻止民族苦难意识激生个人苦难意识的两大历史镜像——“传统性”和“意识形态性”再次浮现，“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仍然在遗忘中谈论着民族和人类的未来(21)。或者，“换句话说，人家（指西方学者——笔者注）已经过了思维方式、思想情绪的现代转型，从而在学理建构上十分自觉而明确‘防范两极化的自律机制’乃当今社会理论的‘拱心石’。而我们连不甚了了的现代哲学还象热过了的旧棉袄弃置在80年代。90年代‘解构’了一阵子、‘后学’了一阵子便痛感道德家园的失落而欲重建民族精神以拯救21世纪。如此迅速地‘变脸’，恰好显示了‘板结’与‘沙化’两极摇摆的本土性或国民性。”(22)。直面当下诗歌批评的糟糕现实，我们不能不沮丧地承认，张志扬经由“创伤记忆”对当代学风的反思仍然没有过时(23)，经20年的思想开放，中国诗歌界究竟沉积了哪些“属己的”生长点，也并未得到应有而深入的探讨。
　　正是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代诗歌批评迫切需要一个建立于理解现代性悖论机制与合法性危机之上的理论出发点，除了必要的学理准备，诗歌批评界尤其需要一种防止理论自以为是的本体论化的自我反省与检测意识，在此基础上真正养成宽容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素质，真正开放我们的诗歌观念。也只有以此为前提，才会最终避免对于诗歌实践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声讨，才不会简单化地将一些诗人对诗歌艺术／“技术”的专注或“探险”视为与“精神”无关或截然对立的道德“原罪”，也只有这样，自１９８０年代以后才逐渐得到恢复与建立的现代性诗学意识与视野不会因激进的“颠覆”而后退，现代诗学问题的复杂性与现代汉语诗歌建设的深幽微妙，也不会因为“形式主义”的轻慢解读而消失无迹——我们的诗歌批评家才不会因为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前理解，而轻易地“凌空一跃”，拒斥和鄙薄以语言论为背景的文本主义各话语，直接滑入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和文化研究(24)，最终，在这个相对主义的多元对话时代，寻找到能够深入复杂的现代诗学内部，呈现与揭示现代诗歌建设深幽微妙之处的更宽广更富张力的话语方式。

注：

(1)李少君的“草根性”观点，主要来自他在《诗生活》网站2004年8月2日发布的《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一文。凭借该文，李少君于2004年9月获首届“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奖”评论奖。不久，该文的纸文本在《南方文坛》2005年第3期发表，后又收录于李少君主编的《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2005年春，李少君曾以此为题，在上海撒娇诗院举行过一次演讲。在那次演讲及其后的讨论中，因为涉及举国关注的三农问题与诗人的态度，发生过一次情绪化的争吵；其间，一著名诗人意气之下大叫：“必须再来一次反右！”。这一戏剧性的场景，在笔者看来，其实是一个缩影，再生动不过地折射出近年人文学界在一些现实社会问题上的重大认识分歧与思想交锋。
(2)笔者在《伦理与诗歌伦理》（载于《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一文中，曾对李少君的新诗史描述框架等简单地表示过质疑，但是尚未专门对“草根性”概念进行辨析。此文后来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读”，已经远非本义。 
(3)被李少君纳入“草根性”写作的诗人包括：“直面支离破碎的山河大地、对世事人心深怀悲悯之心的安徽马鞍山青年诗人杨键、呈现都市场景、体察都市人情的香港青年诗人黄灿然，从个人日常生活出发，以其草根性打破女性主义神话与陷阱的女诗人王小妮，质朴而直接的表达现代乡村情感的山东小镇诗人辰水、出自下半身却又不限于下半身甚至迅速地上升到比上半身更高的高度、最近以关于河南艾滋村为主题的组诗《文楼村纪事》引起广泛关注的沈浩波、全方位展现当代社会与生活复杂纷耘世象的谭克修、从知识分子视角深入时代方方面面、充满自我反省精神的桑克、擅长解析当代青年自我内心经历的广州青年诗人凌越，以及江非、雷平阳、树才、朵渔、雷武铃、叶辉、潘维、尹丽川、江一郎、蓝蓝、北野、胡续东、李小洛、魔头贝贝、莫小邪等等”。李少君认为“这些诗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大部分都生活在边缘地区或身处边缘位置，受主导性思潮、观念冲击较少，自然的、朴素的、原生性的成分较多，本能地具有了某种‘草根性’”。这种“统一战线”式的结论明显与事实不符。
(4)“共名”概念借用自陈思和《共名与无名》一文，载于《写在子夜》第11——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思和认为：“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的主题之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之为共名”，“无名”则产生于多元化时代。
(5)这是一些为1980年代诗歌运动的文化惯性所控制的诗人与理论家顶礼膜拜的尊神——例如在2005年7月海南召开的“尖峰岭诗歌研讨会”上，就有一位1980年代“崛起”的著名诗歌批评家，以此抨击臧棣的“诗歌里就没有生命”，只代表文化。它直接导致了对诗歌“技艺”和“生命自然”的双重误解，1990年代以来对于诗歌“技艺”、“知识化”的攻击，均与此相关。关于诗歌技艺与经验、精神的关系问题，可以参看一行在《诗歌中的技艺》（载于《文景》杂志2007年第2期）一文中所作的精辟论析。
(6)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7)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8)凌越《不能回避道德，不要挥霍道德》，2005年7月19日《南方都市报》。
(9)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载于《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一文，题目显示其论述对象应该是“底层生存写作”，但行文所及却谈的都是《中国打工诗选》以及“打工诗歌”。
(10)谭克修《自杀路上的小文人诗歌》、沈浩波《诗人能否直面时代》，见于诗生活网站2006年7月3日诗观点文库。
(11)张清华的《关于现实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的问题》一文，先后发表于《星星》诗刊2006年第2期，《诗刊》2006年05月上半月刊。同时另有《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趣味》，发表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
(12)郁 方《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特征》，《新经济》2005年第3期。
(13)毛寿龙《中产阶级与民主制度》，载于《东方·人文备忘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4)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1年版，第132页。
(15)萧功秦《中国：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东方》2001年第9期。
(1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158——173页。
(17)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3页。
(18)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第167——168页。
(19)语出林贤治《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
(20)语出布勒东《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1924）》，见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第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1)参见陈剑澜《缺席与偶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4月号，总第37期。
(22)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第1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23)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第160页。
(24)金元浦《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

　　【来源：《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