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底层生活与诗歌

◇韦白

当“黑砖窑”事件以它骇人的残酷性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时，诗歌能够干些什么？当代的汉语诗歌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做出回应，所做出的回应在何种尺度上可视为有效的回应，这是颇令人深思的。对生存现实的介入，始终是诗歌赖以生存的土壤和一次次诗歌内部变革的原动力。如果一种艺术，对生存现实失去了有效回应的能力，对该种艺术本身有效性的质疑就会变得激烈起来，甚至会引发该种艺术内部的变革。在这次“黑砖窑”事件中，在我打量过的对此事件做出回应的诗歌作品中，我并未感到一种强有力的代表着诗歌的发言，相反，我们感到的是诗歌对此类事件的无能为力，是诗人对此类事件的力不从心。这与目前状态下诗歌自身的走向有关，也牵扯出汉语诗歌是否真正找到了一种对应于当代复杂现实的处理能力和一种真正上升到了美学意义上的诗歌形态。

“黑砖窑”事件，实际上只是生存现实中的一个突起的“毒瘤”，像这样的“毒瘤”还很多，甚至只要我们打开眼睛，我们总能发现这样的“毒瘤”，它们其实就游走在我们的身边，这是“底层生活”所无法回避的一种生存景观，并随时有可能落在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的头上。或者说，底层生活本身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与此本质上相一致的“毒瘤”。诗歌在面对此类问题时，它过去干过什么，它现在干了什么，它又能够干什么呢？

如果说当代诗人没有介入当代生活，那肯定不符合事实，但介入的有效性始终是可疑的。实际上，在一些诚实的诗人那里，他们反而不敢轻易地触碰此类题材了。这种“不敢触碰”反映出来的内在原因是对这种“触碰”有效性的怀疑。而这种怀疑的背景，又与处理此类题材时那种泥沙俱下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在诗学上毫无进步的诗歌有关，而这样的诗歌又分别被人冠以“打工诗歌”、“草根诗歌”、“乡土诗歌”而更加臭名远扬，使人望而却步。

这种被冠以“打工诗歌”、“草根诗歌”、“乡土诗歌”的诗歌，它的目的是要介入底层现实，但事实上反而构成了对底层现实的遮蔽。这种诗歌由一些不懂诗歌的“诗评家”加以发掘，以简单而粗暴的道德感、未加提炼的底层生活素材、并由一些缺乏诗歌技巧的写作者机械地炮制或批量地生产出来，把诗歌一次次拉回到最低层次的“现实主义”，使这类诗歌的生产和销售模式化、雷同化，从而失去了对底层现实的真正介入和有效回应。因为他们始终不明白，现实是一回事，艺术所传达的现实感是另外一回事。“往往最能把握住时代深意的东西，不一定是那种所谓对真实的直接抒发，而是向艺术的、文学的、向带有创造性诗意偏移的某种东西，它带给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可能比真实本身更真实。”

这时，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扬尼斯·里索斯。在里索斯大量的诗歌作品中，处理现实的题材又占去了一大半。但他在处理此类题材时，既保存了底层现实的残酷性，又形成了对底层现实介入的独特方式。归纳起来，我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把作者自己的声音降到最低。用里索斯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哑口无声了，一点姿态也没有了”。例如：正如他在花园里笔直地靠着一棵树，正要睡去，/（在他的内心里，他可能已经听见了那远处阳光的吼叫声）/此刻他将他的手指平静地触碰，/而他们用一根长长的橡胶管反复地淋湿他。/他会微笑或变得愤怒。可是他没有。他再次闭上了眼睛。/他们抓着他的腋窝和脚，把他抬起来。他们把他投进了水井。而他/在水下听见了那“砰”的一声，从上面投下了一块石头（《缺乏意志力》，韦白译）。整个场面完全是白描，作者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或提出任何主观的想法，他只是细致地描述了那令人惊骇的场面，让“那无缘无故地被处置的场面”说出它自己的控诉。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写法，是里索斯最为擅长的。（二）对一些场面加以变形，使现实的外表瞬间脱落而显露出内部的真实。例如：他们把他锁在一个圆圈里。他仍然坚持/思考和观察。他在圆圈里，/紧挨着圆形监狱的院墙，不停地/踱步。他不说话。在晚上，/他仍在转圈，他的头弯下来。或许/他在沉思；/或许他认识到每一个圆圈有一个中心/（要么所有的圆圈有同样的中心？）/总之，/他会偶尔微笑，感觉到在他的背上，/正好在他们盖在那儿的巨大的数字上，/有着最大的秘密，栖息着那只最白的鸟儿（《中心的创造》，韦白 译）。这首诗中出现的那只白鸟，无疑是作者加上去的，也就是在这种囚禁般的生活中，作者由于内心的渴望而放上了一只希望的白鸟，从而使整个令人压抑的氛围，立刻稀释和缓解掉。这种对现实的“修订”虽然窜改了现实的外貌，但展露出的内心真实无疑又是令人信服的：一个被囚禁得最为彻底的生活，对自由的渴望也就最为热烈。（三）将一些残酷性的事物进行罗列，或者将一些残酷性的事物与一些理想化的事物相并置。例如：房子和树光秃秃的。鸟儿们/不知道去何处栖息。一整天/小贩从身边走过。我们认识他们。/廉价的织物，廉价的珠宝。/傍晚时分他们离开了，他们的物品没有售出。然而，/外面的滨海路上，灯光亮起之后，/大群迷途的野狗/还在为一块唯一的骨头争斗不已（《总是相同》，韦白译）。上面的这首诗，几乎全是罗列，这些令人悲哀的情景，令人沮丧的事实，其实不需要说什么了，大家只要想象这些情景就足够了。因为，有些材料本身就具有诗歌所要求的必须的“硬度”，而任何人为的改变有时只会削弱它而不是增强它自身的“硬度”。而这种不加修饰的“直截了当”式的描写，只有切入的角度把握得恰到好处时才可能成立，否则既琐碎又平庸。

此外，在以艺术介入当代现实方面，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进行了很好的探索，也很有效。他采取的也是白描加变形的手法，他的“新纪实主义”或者说“深描写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使他获得了一种深度打量复杂现实的能力，而在纪实性中插入的变形和虚构，极大地提升了他作品的艺术品位。电影中有几处神来之笔，比如移民纪念碑变成火箭飞上天，比如最后有一个人在两座废楼之间走钢丝，都是极有意味又恰到好处的穿插。也只有像这样的既有艺术水准、又能深度介入现实的作品，才能真正扣住复杂多变、而又荒诞莫名的当代现实，就像手指甲抓到肉里、并且抓出血来了的感觉。

在当代中国极为复杂、暧昧、荒诞的底层现实里，有着艺术赖以驰骋的广阔空间，但如何去表现，怎样表现才真正有效，是当代诗歌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传统的道德无法使诗歌获得它所必须的张力，在简单的直陈又显得过于平庸和琐碎的情况下，诗歌如何对应于生活的全部复杂性，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抒写方式，应是对当代汉语诗人的综合能力、转化能力和接受能力的一次考验或考核。这也是我这一二年来把目光转向东欧文学的原因所在。因为在我看来，克里玛、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等作家，在东欧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中，找到了一种可以匹配于复杂现实的文学样式，而这种文学样式是与英美文学背道而驰的方式，那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深入到生活的微细结构中去、并且勇于承担的文学样式。

2007-06-27